乌托邦中的家庭与住房问题/林纯洁

乌托邦中的家庭与住房问题

作者    林纯洁

         近代世界史发轫以来，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资本主义和社会(共产)主义的起源。二者的理论与实践、斗争与交融则构成了近代史的主轴。就社会主义而言，它有深刻的实践和空想渊源。人类早期的公社，如德国的马克、俄罗斯的米尔和早期的基督徒团体，无不具有原始的共产主义性质。

         《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被誉为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三颗明珠，为人类的未来作了有益的构想，其中住房问题都作为一个细节得到了详细的描述。乌托邦的“任何地方都没能一样东西私产。他们每隔十年用抽签的方式调换房屋。”在太阳城，“房屋、宿舍、床铺和其他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是公有的。每隔六个月，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居室，指定谁住第一宿舍，谁住第二宿舍，由主管人员安排每个人的宿舍，并在每个宿舍的门楣上贴着居住者的名字。”在基督城，“没有人拥有私人住宅，房屋都是分配和指定给个人使用的；要是国家认为有必要的话，人们也可以很容易换掉住宅。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按照同一个模式建造的。”

         这些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什么都特别重视这个在一般生产力的条件下便可解决的问题呢？这涉及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意识与家庭的态度的演变，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公有意识与私有意识的矛盾

         社会(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共产党宣言》中即宣布：“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在《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中都设想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共同劳动的制度。在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政权强制的情况是可以实现的，如苏联的集体化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但公有制的存在和巩固要求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必须是公有意识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公有制度越彻底，对公有意识的要求越高，对私有意识的消灭越彻底。因此任何构想或实验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或领袖都必须设计一套方案来消灭私有意识。

         公有意识在人类最初的生存艰难阶段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每当社会中占多数的阶层再次处于生存艰难阶段时，公有意识便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如《乌托邦》的成书背景即是英国的圈地运动，大量失地的农民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又如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流行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欧洲工人阶级处于赤贫阶段，阶级分化极大的时期，其导致的三大工人运动直接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又如清末阶级矛盾尖锐，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公有制：“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时，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在气候恶劣或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人们会产生互助共产的自发倾向。但一旦生产力的进步使个人具备生存能力时，私有的倾向便兴起了。

         私有意识与家庭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经典论述中，私有的兴起导致了家庭的产生。人类在原始社会早期，是母系社会。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地位提升，女性逐步降低到附属的地位。“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要求建立一夫一妻制家庭。“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的出自一个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新生的继承人的资格来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成长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家庭的产生反过来又巩固了私有意识。很多对公有社会有设想的思想家都看出了小家庭制度对公有的损害。如柏拉图认为小家庭会破坏城邦精神。又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说到：“欲至太平大同，必在去家。”“因有家之故，必私其妻子而不能天下为公。”“人各私其家，则无从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困穷苦之人。”

         生存和性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问题。在人类的生产力整体达到一定水平时，绝大多数人的生存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但性欲则难以彻底地被公有意识所统制。性对人类来说，不止是繁衍后代，还是一种本能的享受。性欲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欲望，在拥有配偶后便开始具有强烈的排它性。“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天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这种排他性和性欲的要求持久实现更加使家庭成为实现这种目的的必然手段。在人类的早期发展中，“人面对着发情期消失这一生物性方面的变化，作为物种的答复，可能就是组成一夫一妻的一对对。这种结合可能能够既约束了同性之间的竞争，而同时又使两性劳动分工去为子女服务。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成为人类社会中最通常的结合类型。”

         公妻制与住房问题

         正是小家庭的持久存在培养和巩固了私有思想，康帕内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太阳城中彻底取消了家庭制，实行公妻制。因为家庭正是具有满足这种欲望、培养这种排他性和私有意识的必要组织。因此要实现彻底的公有，消灭私有意识，便必须消灭这种排他性。要消灭这种排他性，便必须共产共妻，取消家庭，既满足个人的需求，又不使人独占。(当然这不可避免地具有男性中心的倾向，这是极其违背和忽视人性的。)取消家庭在西方空想社会思想史上有深刻的根源。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所有，任何人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是因为小家庭会破坏城邦精神。《太阳城》继承了这种精神，并以空想社会主义的形态出现。

         自柏拉图提出公妻制以来，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如亚里士多德就不赞同他老师的主张：“建立公妻的社会自然要引发许多纠纷”，公妻对城邦只能是有害无益。因为公妻制度是违背人性的，康帕内拉本人也不是很赞同公妻制，他借航海员之口评论到：“我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太少。但我发现，太阳城人民的公妻既涉及服务问题，也涉及性交问题，但绝不象一般动物那样，同任何女性都发生性关系；而是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为了根据一定的制度生产后代。可是，我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许是错误的。虽然他们倒是根据苏格拉底、柏拉图、迦图和圣克里门特等人的见解来提出自己的证明，但正如你说的那样，他们也许理解得并不正确。据他们说，圣奥古斯丁也很赞成公社，但并不赞成公妻制，因为这是尼古拉派的异教的邪说。我们的教会容许私有制的存在，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祸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幸福。但是，也许太阳城的人民终有一天会废除这种风俗的……。”

         叙述者不太赞同所叙述的制度，这在西方乌托邦叙事结构中是少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康帕内拉在构想公有社会中的矛盾，一方面按照巩固公有社会制度的需要，要求实现公妻；另一方面公妻在现实中又是违背人性的。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取消家庭或公妻制在以后的乌托邦作品中并未成为主流，如在第三颗明珠《基督城》中，又已回到一夫一妻制。

         柏拉图早已认识到家庭对公有的损害，莫尔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不可能不知这点，但在乌托邦中仍保留了家庭，因为在乌托邦中，家庭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如果家庭不存在，整个社会就要瓦解，所以莫尔不主张废除家庭，但对家庭的重要载体——住房，在公有的同时，特别强调十年更换一次。这说明莫尔在没有取消家庭制的情况下，仍希望以更换住房以消灭人的私有意识。而在太阳城中，不仅取消了家庭，更换的频率变成了每六个月，不得不特别令人注意。

         在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中，所有住房都是按一个模式建造的，也正是为了消灭居住者的私有意识。康帕内拉借去过太阳城的航海员谴责了“我们”的私有制，尤其点明了拥有自己的住房是“我们”的所有制形成了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与家庭并列。航海员说到：“太阳城的人断言，我们的所有制之所以能形成和保持下来，是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自私自利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人们都想使自己的儿子得到很多的财富和光荣地位，都想把大批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为了想成为富人或显贵，总是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的财产；而在他还没有势力和财产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显贵的时候，都是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但是，如果我们能摆脱自私自利，我们就会热爱公社了。”

         这就是莫尔、康帕内拉和安德里亚在其著作中特别重视住房问题的原因了。

         有人认为，公妻制不过是个别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奇思怪想。其实公妻制思想的产生，有其产生的内在逻辑理路，虽然其出发点并非出自纵欲，但绝不是奇思怪想。这种内在逻辑理路即在于私有制产生了家庭，家庭反过来强化了私有思想，这种逻辑必然使公妻制成为正式的设想。

         家庭与公有的矛盾考验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家庭的态度。从莫尔主张保留小家庭制到康帕内拉继柏拉图之后主张实行公妻制，再到安德里亚重新主张回到了小家庭制，实际上在家庭问题上作了一次循回。尽管三位空想社会者在是否取消家庭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区别，但都对家庭的载体——住房格外重视，都认识到固定的住房对私有意识的培养作用及在公有社会更换住房的必要性。

         空想社会主义者遭遇了理论在现实中的悖论，这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应该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住房问题的关注和对家庭设想的矛盾，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2007-03-22

来源：http://blog.ycreview.com/?108/viewspace-8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