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简史》导言（节选）/秦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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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这本关于婚姻的书，整个过程就像适应婚姻本身一样。不管你事先自认为对你的配偶有多么了解，但结婚的头几年里总是充满了惊奇，不仅仅是对配偶的惊奇，而且还有对你自己的惊奇。重新审视自己先入为主的那些看法，常常把你带到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压根就不曾预想过的方向。
　　这并不是我打算写的一本书。我研究家庭史凡30年，只是在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关注婚姻问题，当时，有记者和听众问我：婚姻制度是否正在土崩瓦解。他们所提的许多问题，似乎都在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确曾有过某个“婚姻的黄金年代”。所以，我当时就想写本书，纠正人们关于婚姻正在经历一场空前危机的错误想法，向人们说明：其实婚姻从来都是处在不断变迁之中。
　　但我很快就改变了主意，不过作为讨论问题的起点，上述想法也并非有违情理。毕竟，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认为婚姻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并追怀过去的美好时光。古希腊人就曾不无辛酸地抱怨他们的老婆道德堕落。罗马人则为他们居高不下的离婚率而扼腕悲叹，动辄就跟从前家庭稳定的时代相比照。美洲大陆的第一批欧洲移民刚刚下船，就开始哀叹家庭的衰落以及妻女的反叛。
　　忧心婚姻的衰落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习性。1990年代，社会学家艾米•卡勒在南非的一个离婚向来很普遍的地区做考察的时候，当地人对她说，婚姻的冲突和不稳定，是到他们这一代才有的事。卡勒听到此话非常惊讶，就回去查看50年前的口述历史资料。她发现，当地人的祖辈对自己婚姻生活的描述还不如他们的父辈，而曾祖辈则比祖辈还要糟糕得多。卡勒得出结论：“人们捕风捉影杜撰出一个婚姻美满的美好过去”，只不过是表达对当下生活其他方面的诸多不满的一种方式而已。
　　而且，今天的家庭生活中人们认为前所未有的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新鲜。我们在最近几年所见识过的几乎每一种婚姻和性关系的安排，不管它看上去多么令人吃惊，以前都曾在某个地方尝试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社会和时期：非婚性行为和婚外生育比今天更普遍，也被更广泛地接受。过去的继亲家庭比今天要多得多，这是高死亡率和频繁再婚的结果。就连离婚率，在某些地区和时期，甚至也比今天的欧洲和北美还要高。同性婚姻尽管罕见，但在某些文化中，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被认可的。
　　另一方面，有些东西人们认为是传统的，实际上却是相对较近的革新。结婚要由国家批准或者由教会认可的所谓“传统”，就是这样的情形。在古罗马，未婚同居与合法婚姻之间的区别，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就连罗马天主教会也长期认为，只要一对男女说他们曾私下里同意结婚，不管这些话是在厨房里说的，还是在户外靠着干草堆说的，他们实际上就算是结婚了。一千多年来，教会仅仅是相信他们说的话。一旦你们说了这样的话，教会就会做出裁定：你们不得食言，即便你们从未发生过性关系，也没在一起生活过。但实际上，在中世纪早期，要想解除婚姻，办法要比现代早期多得多。
　　然而，在我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并请教了全世界研究家庭生活的同行们之后，我开始相信，眼下的已婚生活和单身生活的重组，事实上是没有历史先例的。在说到任何特殊的婚姻实践或婚姻行为的时候，或许确实是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但是，在论及婚姻在社会中的全面位置以及丈夫与妻子之间关系的时候，过去就没有任何东西和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了，哪怕乍一看颇为相似。
　　放眼全球，婚姻的形态、价值和安排，确实正在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都在忧心忡忡，担心婚姻处在危机中。但我所好奇的是，发现人们对“婚姻危机”所涉及的东西的理解，各地之间大为不同。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担心非婚生子的数量过大。相比之下，在德国和日本，很多制订计划的人对日渐增长的出生总量更感兴趣，而毫不在意养育孩子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形态。日本的人口专家相信，除非生育率有所提高，否则的话，日本人口到2050年将会减少三分之一。因此，就在美国的联邦政策鼓励针对年轻人的“唯禁欲性教育”课程、媒体向十几岁的孩子们兜售“贞洁誓言”的同时，日本的学者们却在为日本那些按小时出租的“爱情旅馆”的生意滑坡而唉声叹气。最近的一份日本杂志甚至这样恳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可别憎恶性生活呀。”
　　联合国以一场运动为21世纪开了局，其目的就是要在阿富汗、印度和非洲提高结婚年龄，在这些地方，女孩子们往往到12岁或13岁的时候就结婚了，这对她们的健康常常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在新加坡，政府启动了一项庞大的计划，旨在说服人们更早地结婚。在西班牙，年龄在25至29岁之间的女性当中，有50%的女人单身一人，那些制订经济计划的人担心，这一群体不利于国家的生育率和未来的发展。然而，在捷克共和国，研究者们欢迎独身生活数量的上升，希望那样可以降低50%的离婚率。
　　每个地方都把自己的婚姻危机归咎于各不相同的罪魁祸首。在沙特和阿联酋，政府批评女人的娘家对彩礼要价太高，以至于结婚对于年轻人来说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哪怕他们非常渴望结婚。但在意大利，时事评论员们却在操心那些决定不结婚的所谓的mammoni（妈妈的大男孩）越来越多。这些人都是一些受过教育的男人，有很不错的工作，在他们二、三十岁的时候依然呆在父母的家里，他们的母亲继续为他们做饭、洗衣、购物。年龄在30至35岁之间的意大利单身男人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跟父母生活在一起。
　　最近，两位加拿大作者——一位医生和一位精神病医师——指出，家庭生活中的危机是由过份的男女平等引起的。他们预言，在高度男女平等的社会，生育率会一直下降，直到文化最终崩溃，而一个限制女性选择权以鼓励更高生育率的社会则取而代之。但在日本，很多女人说，她们之所以避免结婚生子，恰恰是因为男女之间缺乏平等。在中国，对女人的传统偏见到头来可能让许多男人根本找不到老婆。因为中国限制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导致很多父母让女婴流产，结果是，如今中国男孩和女孩的出生比例是117比100。到2020年，中国可能有3,000万到4,000万男人找不到老婆。
　　重新审视这种种忧虑背后的历史趋势，我开始看到，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差异之下，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主题。各地的婚姻都在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脆弱。在任何地方，曾经是可以预期的结婚与生子之间的联系纽带正在磨损。在所有地方，男女之间的关系正在经受迅速的、有时甚至是让人伤痕累累的转变。我认识到，事实上，男女关系在过去30里所发生的变化，比此前3,000年的变化还要大，我开始怀疑，婚姻的角色也正在发生类似的变化。
　　我努力试着去理解这种变化的起源和特性，这迫使我去改变我曾经抱持的关于婚姻史的很多其他观念。例如，像众多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我以前总是认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电视节目（比如《交给比弗来处理》与《奥兹与哈里特》）中所描绘的那种“男人养家、女人持家”式的婚姻——亦即这几十年来在北美和西欧占主流地位的那种婚姻——是一个短命的历史偶然。而现在，我改变了主意。
　　的确，1950年代的婚姻在很多方面都是例外。在这之前，单靠一个人养家的情况很少见。数千年来，大多数女人和孩子都分担了养家糊口的任务。妻子“给家里带来咸猪肉”的情况并不稀罕（译者注：“给家里带来咸猪肉”是一句美国俗语，有“养家糊口”的意思）——或者至少是养猪、杀猪，然后拿到市场去销售。然而，在1950年代，破天荒第一次，西欧和北美的多数婚姻都是由一位全职操持家务者以及一位养家的男性挣钱者所组成。1950年代还有一件事也是新的，这就是，在文化上，人们普遍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结婚，而且应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结婚。1950年代的婴儿潮同样跟过去背道而驰，因为在此前的100年里，西欧和北美的生育率一直在稳步下降。
　　然而，我开始相信，1950年代的“奥兹与哈里特”那样的家庭并不仅仅是战后的偏离常规。相反，它是一套全新的、发展了150多年的婚姻体系的顶点。如今我认为，从18世纪晚期直至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婚姻理想和婚姻行为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基本的连续性。在18世纪，人们开始采纳一种激进的新观念：爱情应该是结婚的根本理由，年轻人应该在爱情的基础上自由地选择他们的配偶。19世纪爱情婚配的感情化，及其20世纪的情欲化，代表了这种通向婚姻的新途径的发展过程中符合逻辑的一步。
　　直到18世纪晚期，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依然把婚姻看作是太过重要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应该完全交给两个相关个人去自由选择，尤其是，如果他们的决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某个像爱情这样盲目冲动、转瞬即逝的东西，那就更是如此。我对古代婚姻史了解得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启蒙运动时期西欧和北美所发生的婚姻革命是多么巨大。
　　这让我得出了另一个惊人的发现：从这场革命开始的那一刻起，那种革命性的新婚姻体系已经预兆了将在20世纪末给婚姻带来困扰的不稳定性。爱情应该是结婚的核心理由，恩爱应该是结婚的基本目标，这样的观念刚刚第一次提出，当时观察家们就曾发出警告：使得人们对婚姻作为一种关系的满意度得以提高的那些价值观，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那就是它们往往会破坏婚姻作为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允诺让婚姻成为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被人们所珍视的个人关系的那些特征，也为婚姻成为一种随意的、脆弱的制度铺平了道路。
　　怀疑论者对爱情婚配的危险忧心忡忡，这是有道理的。它在18世纪晚期的出现，正好赶上了一场挑战的爆发：对组织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所有传统方式的挑战。在接下来的150年里，社会一直在努力维持天平的平衡，在天平的一端，是在婚姻中寻找幸福这一目标，而另一端，则是对诸多传统限制的维护，这些限制使得人们无法离婚，即使婚姻满足不了他们对爱情的期望。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其从18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叶的整个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危机，人们蜂拥着向过去的那些曾阻止他们实现婚姻美满的障碍发起冲击，但接下来，当婚姻制度看来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向后撤退——或者是被击退。

      （《婚姻简史》：斯蒂芬妮·库茨 著；秦传安、王璠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