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非政府组织缩写

NGO-非政府组织的缩写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她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

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比如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同时，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以鼓励捐赠。


NGO分类

可以通过多种标准来分类NGO，下面是世界银行采用的分类方法：

运作型NGO

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设计和实现与发展相关的项目。一种常用的分类是把它分为  NGO
“面向救助”和“面向发展”的组织。如果按它们的服务重点又可以分为服务传送型和服务参与型。还可以根据它们是否带宗教性质和长期性来分类，也可以按照它们更多地面向公众或私人来分类。运作型NGO可以是基于团体的、国家的或者国际的。

倡导型NGO

它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和促进某一目标。与运作型计划管理形成对比，这些组织典型是尝试通过社会动员型的活动唤醒人们的意识，让人们了解更多进而接受他们。

其他类型

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多源的群体，在NGO基础上伴生着许多缩写词。它们包括：
INGO——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GO），例如CARE；  NGO成员在四川地震灾区
BINGO——面向商业的NGO（business-oriented international NGO）；
RINGO——宗教NGO（religiousinternationalNGO ），例如天主教救济服务；
ENGO——环保NGO（environmental NGO），如Global 2000；
GONGO——由政府运行的NGO（government-operated NGOs），它们由政府为了符合外援要求而成立类似NGO组织，例如中国红十字会；
QUANGO——半自治NGO（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如W3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它们把自己定义为NGO，但它们是由147个国家政府标准机构构成的组织。

C-NGO ——中国大陆存在的"实质上"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社会组织，依法注册的正式组织，从事非营利性活动，满足志愿性和公益性要求，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性（但没有完全的独立性及自治性）。


国内知名NGO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成立于2004年6月5日，是由中国近百名知名企业家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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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

成立的环境保护组织。SEE是会员制的非政府组织(NGO)，同时也是公益性质的环保机构，奉行非赢利性原则。 　
SEE以推动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愿景，遵循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统一的价值观。SEE的宗旨是以阿拉善地区为起点，通过社区综合发展的方式解决荒漠化问题，同时推动中国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推动企业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建设。
SEE主要致力于：
-通过调整社区内部、社区与外界的利益关系，以内生动力解决社区环境问题，达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将环境教育、环境技术、环保科研等因素融入社区发展项目，促进社区的综合发展；
-通过社区试点项目，为政府提供环境治理方面可借鉴的有效途径，同时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完善；
-通过“SEE生态基金”的资助，支持不同类型的环保组织实施环境项目；
-每两年一届的“SEE生态奖”奖励环保项目，推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发展；
-组织与环保相关的讲座、论坛、参观等企业家交流活动，为企业家参与环保事业提供平台；
-协助企业建立环境保护体系，从工艺、产品、品牌和文化等方面实现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引进国际环保资金、技术和项目，并进行最大限度的本土化操作，使其在中国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



我国NGO的一些情况

在我国，NGO也被称为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它被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较长历史和“半官方”特色，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组织，通常被称为“官办社会组织”或“官办NGO”。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NGO，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被称为“民办社会组织”或“民办NGO”。
在我国，官办NGO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它们的政府背景表现出极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志。民办NGO更多的表现出‘草根精神’，甚至因为‘民间’的定位而一度被政府视为‘对立者’。”汶川大地震时，民办NGO表现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筹款能力和运作能力。“这是我们第一次引起了全社会和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一家民办NGO的负责人刘主任用“民办NGO元年”来形容2008年。

也就是在那一年，“民办NGO与红十字会结下了‘渊源’。”刘主任回忆说，当时，各级政府纷纷致电要求数千家民办NGO将救灾筹款交由红十字会统一支配管理，“剥夺了我们对筹款的使用权，事后也没有明确告知筹款的具体去向，这让我们非常被动，甚至在企业和公众面前丧失了信任基础。”几乎全部民办NGO不同意，但政府坚持要求。

这次声势浩大的“拉锯战”最终以民间NGO落败告终。“最有力的理由是绝大多数民办NGO组织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不能筹款。”刘主任认为，这次事件让公众看到了在“入门限制”下民办NGO的艰难窘境。

1998年，我国将社会组织按照主体特点和功能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三大类，并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按规定，所有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都需要两个部门的批准：一个是业务主管部门的业务审核，另一个是登记主管部门的登记审核。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前者，“‘业务审核’相当于同意‘挂靠’，业务主管部门要对社会团体负责，如财务、人事、活动范围等具体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刘主任介绍说。对于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也有严格限定，“仅指与社会组织业务范围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或者政府授权的单位。”

然而，“相关”一词却成为民办NGO取得合法身份的一大障碍。“‘相关’的定义就非常广了，例如，成立一个环境研究会，它就与环保部门、教育部门、科技部门都相关。”王名认为，“相关”为业务主管单位相互推诿留下了“借口”。

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惯性，许多政府部门一般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我们到地方上调研的时候，很多部门明确表示，三年没有同意一家社会组织挂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你做事总要有所图。但是你对民间组织图什么呢？它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相反，还有可能带来风险。”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的一位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于是，一些无法在民政局注册的社会组织选择在工商部门登记为企业。“我们就要缴纳5.5%的企业所得税。”刘主任说，这对于募资本来就不易、又没有利润来源的民办NGO来说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我们无法开具捐赠发票，还因为是‘企业’而遭受‘有利可图’的质疑。”上个月，刘主任所在的民办NGO组织的一场慈善义演刚刚“流产”。“人家说，你们企业是营利的，还让我们捐什么钱？”

因此，绝大多数民办NGO选择干脆不登记注册，当“黑户”。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社会组织约4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万个，基金会2600多个。而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组织可能超过300万个，且年均增长率在8%至10%。这意味着，近九成民间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7月4日，在2011年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民政部门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这意味着上述三类社会组织将可以直接登记，不需再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这次民政部部长的表态无疑是一次‘大赦令’，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一位民办NGO负责人长叹一声，“我们等了太久了。”此次破冰已经让数百万民办NGO等待了太久，而时间节点恰巧在红十字会信任危机之后，这不免引发了猜测——“官办的不行了，民办的必须要放开了。”一位民办NGO的负责人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用“导火索”来形容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它加速了民办NGO‘独立’的进程”。

“感谢郭美美，是她牵出了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才让民办NGO有了‘独立’的机会。”几位民办NGO的负责人戏谑道。

虽然，红十字会危机加速了民办NGO“独立”的进程，但实际上，早在2008年，深圳就已经开始了首次尝试。

按照民政部的规定，社会组织按活动领域又分为经济类、科学研究类、社会事业类、公益慈善类和综合类五大类，五大类又划分为14小类。

2008年9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将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种社会组织列入首批“直接登记”的试点。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从更高的层面肯定了深圳市尝试的意义。

但据曾试图在深圳登记注册的刘主任透露，“深圳只是选择性放开，针对的是极少数做得好的民间NGO，例如李连杰的壹基金，绝大多数民间NGO仍被拒之门外。”

2010年4月，北京也开始了试点，《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显示，中关村园区的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局登记，不再需要挂靠。这是北京首次明确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试点。

今年2月，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吴世民表示，北京市将放开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批。“这涵盖了95%以上的社会组织。”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主任温庆云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

但随后，北京市社会团体办公室负责人解释称，吴局长的表态是指明趋势，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组织注册登记仍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

7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进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办事大厅，工作人员表示，“这四类确实没有完全放开，只是协助登记。”据介绍，这四类社会组织如果找不到“挂靠单位”，可以在民政局挂靠的，民政局将担任业务主管部门，不能在民政局挂靠的，民政局将协助寻找业务主管部门，并负责协调和沟通工作。“总之，没有业务主管部门还是不能登记的。”

直到今年3月，“十二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及“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支持、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这从中央的高度首次确立了社会组织的职能、地位和发展方向，也明确传递了社会组织合法身份的‘破冰’信号。”王名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有了本质性的改变。“从‘严审批’到‘严监管’。”

随着登记门槛的降低，大批社会组织将陆续“进门”，拥有合法身份。“接下来就是建立内部监管体制，比如‘组团’， 一个项目，有人提供资金，有人提供服务，有人提供志愿者。提供资金的人就会设定目标，并且负责监管。”温庆云说，“以后政府购买服务，就应该多购买这些有监管组织的服务。再让它们与其他的社会组织间形成上下游的关系。”

NGO帮扶性浅谈
自拟

作者：陈统奎

　12月6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等人通过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有位记者问范小建，NGO等民间组织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扶贫开发？范小建回答说：“欢迎鼓励各类群众组织，NGO组织来参与扶贫，各地的扶贫办、扶贫系统都可以提供支持和服务”，但没有具体回答“以什么样的方式”的问题。　　恰好我11月初采访戛纳G20峰会时，比尔·盖茨和领袖们谈援助贫穷国家问题，听到韩国总统李明博提了一个观点：“如果当事国没有做好准备，即便提供援助，也会出现问题。”联想到我们当下的扶贫工作，也需问，我们的扶贫对象即当事人，做好准备了吗？
　　在我的老家海南岛，地方政府扶贫办支持中部山区少数民族养牛、养羊，结果发生了令人尴尬万分的事情，当地人把种牛和种羊杀掉吃了。有人指责当地人懒惰贪吃，这地方没法扶贫了。但有个“国际小母牛”计划，它在中国实施的效果却不错，差别在于：每一个参与到小母牛组织的家庭，都要接受畜牧学培训，并保证把家畜所产幼仔赠送给其他正在参与小母牛组织的家庭，“受助者亦助人”，有理念有章法。
　　在台湾考察乡村扶贫工作时，我听到一个新词——造人，何意？以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生态村（离日月潭10分钟车程）为例，12年前，它还是一个破败落后的“垃圾村”，一对台湾《天下》杂志记者夫妇廖嘉展、颜新珠辞职创办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后，“基金”到桃米里这个山村，带领乡民从传统农村迈向有机农业、生态体验、休闲观光结为一体的旅游目的地，他们带着一套新理念“社区营造”，其中最核心的方法是“先造人”，专业一点说，叫“社区培力”，即帮社区人成长，秉持“教育学习→观念改变→行动实践”这样一条发展路径。“社区必先有一群人愿意改变，社区营造才有可能成功”，桃米生态村的居民后来通过经营民俗（家庭旅馆）实现“咸鱼翻身”，一个家庭一年收入超100万新台币，比台北白领阶层收入还高。台湾乡村民宿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乾正认为，经营民宿最大的困难不是资金，而是在人，民宿其实是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产业。
　　2011年7月份，我第二次造访桃米生态村时，发现桃米民宿主人们又开始集体学习日语，因为日本游客越来越多。此前，他们接受了民宿经营、生态导览、生态工法、美食等专业课程培训，一个个农民重新放下锄头回到课堂中，硬着头皮上课、做笔记、考试。考试通过，才能拿到上岗证，在桃米生态村，每一个业者都必须执证上岗。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引入大学教授、政府官员等外界智力资源，为桃米农民进行培训。观念改变，能力素养的提升，是当事人做好准备的第一关，第二个是组织化，即搭建一个多元合作平台。一开始，当台湾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做平台，当社区培力一段时间后，他们就帮助成立桃米社区发展协会，由村民自任理事长、理事。
　　日本的社区营造已经走了半个世纪，号称“社区营造大国”，其最宝贵的经验是，并非完全交托给政府，而是尽可能地发动社区，发动民众，他们成立了“历史景观保存协会”、“街屋委员会”、“故乡会”、“社区营造协会”、“研究会”等各种名目的执行机构。其实，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政府也是乡村发展的财主，他们有政府帮扶型、NGO帮扶型、返乡精英型，不管哪一种政府都有资助，但效果比较好的，是NGO帮扶型和返乡精英型。这样，他们的政府也就理性地退居二线，给钱给政策，让社会参与，让民众自主发展。
　　我从中体悟到，一个乡村社区搭建一个多元合作平台的重要性，即自己准备好了，不管政府的资源、大学的资源、企业的资源、基金会的资源等等，乃至志愿者资源都可以轻易到达这个社区，合力推进一个社区的发展。为了验证这个思路的正确性，2009年，我回自己老家海南岛海口市火山口古村落博学里发起成立“博学生态村发展理事会”，与桃米生态村缔结姊妹村关系，邀请廖嘉展颜新珠夫妇带桃米代表亲到海南岛我们乡亲做培训，同时邀请专家、企业家等为农民讲课，并带我们农民去台湾学习，集体讨论出博学生态村的愿景——也是要变一个传统落后的村庄为乡村生态旅游目的地。为了让政府和社会各界看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我们自己出资建设了海南岛第一条乡村山地自行车赛道，并联合海南省自行车运动协会举办省级赛事，终于感动自己，也感动外界。地方政府将我们列为生态村试点，2年来投入超100万元改造公共设施，海南电网公司为我们电网改造扩容，友成基金会为我们培养返乡大学生，姚明为我们题词……近日，第一套民宿花梨之家将投入营业。博学生态村得益于“社区营造”理念，得益于“我们做好了准备”这个觉悟。
　　如果当地人还没准备好，请你们先造人，先做社区培力，先帮他们成立一个多元合作平台。有一天你们的项目结束了，留下一套机制，让别人轻松接力；同时也留下无形的财富——一批观念、素养、能力已经得到大大提升的新型农民，他们才是乡村发展的真正主人，以及改变乡村世界的原动力。

　　（作者系媒体人士）

非常好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到人类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新模式。

祝愿NGO能在政府和大众共同支持下，给全体社会带来更多的和谐和博爱！

愿NGO能在政府和大众共同支持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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