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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人民公社”面临解体 曾乌托邦运营30余年
2011-12-15 15:47:47 来源： 南方日报
崖口村仍坚持集体劳动模式。张鉴来 摄
崖口村选举村民代表的场面令人记忆犹新。萧亮 摄
当崖口村99.14%以上的股民同意1.17万亩土地征用协议时，时任村支书陆汉满颇感辛酸。
崖口村《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远近闻名，但该文中的道理如今对村民似乎不再起作用。
这是30多年来，陆汉满的决定第一次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
陆汉满没有同意出让自己名下的“五亩五分田”，因此他得不到免费的养老保险。他坚持认为，多数村民是被迫同意卖地。
2年后，陆汉满决定不再参加村支书竞选，但他的名字依然出现在竞选名单上……
2011年1月24日，在与新支书完成最后交接那一刻，陆汉满顿时感到如释重负。
现在，这位在崖口村足足当了37年支部书记的老人过上了期待已久的“闲云野鹤”生活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了，但他依然有话要说，在他的心中崖口村被误读了太多。而昔日的传奇崖口，却再度被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在诱惑无孔不入的时代，随着核心当家人的退幕，它的集体制神话是否还能延续？
历史存在着太多种可能，尤其是对一再被外界“误读”的崖口而言。但从这一年间崖口所发生的各种细微变化，或许可以窥探到一个几经洗礼的“梦幻体制”，在城市的现代化、工业化大潮以及逐利资本顽强冲击下，主动或被动地尴尬蜕变。
释疑
尽管效率不太高，但崖口并不拒绝市场经济
“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初冬的崖口倍显寒意。稍显刺冷的凉风掠过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数千亩的鱼塘中泛起丝丝涟漪，或许最终会被连片的红树林拦下。
这是珠江口伶仃洋边的一个美丽村庄，与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毗邻。倘若将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放诸于整个珠三角加以对比，或许极难找到它能在30余年间得以声名远播的理由。就算是其每年所创造的经济总量，在整个珠三角都排不上名次。
但它坚守多年的独特经济体制，却创造了令各地学者为之动心的神话。当然，体制之外，当了37年村支书的传奇人物陆汉满，也成为崖口一块独具魅力的金字招牌。
多年来，这位心态开放的当家人，曾经接待过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媒体，国内外学者更是不计其数。他坦然接受外界的观察与研究，也乐于回应各种质疑与否认。然而，就算是在卸任之后，他始终都在试图纠正一个被外界广泛误读的观点，那便是“人民公社”的标签。
2002年7月，崖口村曾因一篇报道与广东一家媒体打起了嘴巴官司，在崖口村委托律师向该媒体发出的律师函中，“称崖口村的集体生产方式为‘人民公社’”是列在首位的打官司的理由。
陆汉满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已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解体，崖口村也不例外。崖口村从未宣称自己仍在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这顶帽子是强加在崖口村头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对劳动者具有人身强制性，崖口村的现行体制是村民自愿选择的结果，村民参加集体劳动均属自愿，来去自由，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崖口仍坚持集体劳动的模式，根本原因是为了保护村中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基本保障。因为弱势的农民一旦进入市场，必定变得更加弱势。他们留在这个组织中，依靠自己的劳动，却可以获得一份有尊严的收入。”陆汉满如此解释设计制度的初衷。
崖口的乌托邦制度与人民公社制不尽相同的另一特点，便是它接受甚至依托市场经济，而不是拒绝市场经济。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由弱势农民所形成的群体，其效率必定不会太高。据学者统计，每年崖口集体制亏损金额达数百万元。所幸的是崖口拥有大片价值不菲的土地，依靠这些土地出租，近年崖口每年可获得近千万元的租金，从而用于补贴集体制的亏损。
有学者认为，崖口所保留的集体生产，与其说是承担了生产功能，倒不如说是为村民提供了保障功能。因为它已经蜕变成为一种参与分配的形式。而30余年间，正是以这一集体劳动制度为核心，崖口建立起了一个传奇的乌托邦。
对于崖口模式，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在今年9月份调研崖口村是这样表述：崖口经济发展模式在特定时期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他寄语镇村两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尊重崖口村大多数群众的意愿，选择好一条适合崖口发展的科学路径，解决好农民致富和集体经济发展的问题，既守好业又创好业，消除老一辈创业者的忧虑和村民的后顾之忧，使崖口成为村民永远的“聚宝盆”。
分歧
乌托邦式的运营模式
并非没有烦恼
“曾经有领导得知崖口全村有3000多人，但其中有几百人姓杨时，便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支部书记肯定很难做。”
在资本极度活跃的珠三角，拥有数万亩土地的崖口，犹如一块大肥肉般令许多人垂涎欲滴。当外界还在感叹这个传奇村庄如何团结一致创造奇迹之时，各种寻租势力已经悄然来到这片土地。
陆汉满说，在其卸任之前的数年间，被迫投入了极大精力应对前来寻租的势力，自己近乎心力交瘁。
2001年的一天，崖口7个自然村的祠堂外，贴着相同内容的“大字报”。紧接着，部分村民拿着一封请愿书和17个村民签名的“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名单，要求崖口村支部公布20来年的财务状况。
这件事打破了崖口村的宁静。陆汉满意识到矛头对准了他。他向南朗镇政府汇报后，发表《告崖口海内外乡亲、崖口村民书》、《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南朗镇政府随后组织工作组进驻崖口，最终得出了陆汉满“两脚最黑（陆喜欢赤脚），两手最白”的结论。
《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广为流传，7条朴素的道理被摆了出来：“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陆汉满决定保留小规模面积的围垦土地留给崖口村委会管理，收益用于补贴农业生产。而剩余的两万亩围垦地进行股份制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5.5亩田。
按陆汉满的说法，这一次分田是为了回避正面争夺，给寻租势力增加协商的难度。然而仅仅坚持了6年，“桃花源”的入口便被打开。
2008年，崖口村99.14%的股民，以惊人的一致同意1.17万亩土地征用协议。他们每人将获得14.2万元的现金补偿，和养老保险两项加在一起大约有17万元。这意味每个村民5.5亩的土地股份只剩下了2.5亩。
30多年来，这是陆汉满的决定第一次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这一刻，他感到有些辛酸。陆汉满认为，多数村民是被迫同意卖地的。在那段时间，曾有不明是非的人到他家泼大粪。
由于不同意出让属于自己的“五亩五分田”，陆汉满得不到免费的养老保险。为了日后不拖累儿女，他用了一生的积蓄为自己一次性购买了养老保险，最终银行账户里只剩下139元。那一年，陆汉满开始感到不堪重负。
两年之后，还是在崖口人熟悉的大礼堂中，陆汉满以年龄大为由不再参选村书记竞选，但 “陆汉满”的名字依然出现在竞选名单上。在此之前曾有人惋惜地跟他说：“如果不那么固执坚持，你还能当多几年书记……”
崖口村集体制度生命未来充满变数。 资料图片
独家专访
这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
他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样，个性极为鲜明，一生坚持着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
他的朴素和廉洁为大家所公认。就连反对他观点的人，谈及他的为人时也不得不由衷佩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害怕被人说我占了公家便宜”。
在崖口守了五天，记者终于见到了退休将满一年的陆汉满。坐在祖辈留下的低矮平房里，陆汉满轻轻翻着自己亲手汇编的十多斤重资料，笑着说：“自己渐渐被人忘记，反倒是一件好事”。
谈不用手机??“办事就得在办公室里光明正大地说”
南方日报：卸任已经将近一年，你觉得是当村书记自在，还是现在的生活幸福？
陆汉满：当书记时，做惯了倒不觉得辛苦，实际上是游戏人间。但我现在就像闲云野鹤一样，没有负担，同样活得自在。
南方日报：为什么你不用手机，有时候很难找到你？
陆汉满：给个手机不就绑死我吗？以前办事，我觉得就得在办公室里，光明正大地说。现在退下来了，更不需要手机。
南方日报：退休之后，听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整理崖口资料汇编？
陆汉满：做这个事情，一是为了向村庄的历史交差。这个村庄开始是怎样，中途发生了什么事，后果怎样，不管对错，我都全部收录其中。甚至还原封不动收录了许多重要的会议记录；二是为了保护自己。数十年过后，崖口的历史就不会被轻易弯曲。至于功过是非，交由历史评价。
南方日报：那现在你还会不会过问村里一些事务？
陆汉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谈不卖地??“我不敢夺后人福祉，让自己享受”
南方日报：卸任将近一年，你会否担心被村民或外界遗忘？
陆汉满：渐渐被人忘记，也是一种好事情。
南方日报：倘若未来崖口再卖地，你会怎么做？
陆汉满：反正自己不卖就算了，别人不能约束他。
南方日报：你觉得崖口的集体制还能运行多少年？
陆汉满：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至于明天怎样，谁也不知道。但崖口的制度短期内是不会变的，毕竟村庄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产生活模式。假如这个地方的人们不满意，集体制早就解散了。存在即是合理的。
南方日报：如今好像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出让土地，你为什么不愿意？
陆汉满：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历史上称为社稷，是祖祖辈辈艰苦创业积聚下来的资源。前人想让后人生活有依靠，宁愿自己受苦受难，都要把这些资源留与后人，寄望于下一代能传承下去。我不敢夺后人福祉，为自己享受！
谈得失??“当农民很自由没什么不好，儿子就叫志农”
南方日报：当了一辈子的村书记，你到头来却依然一贫如洗。那这些年的执政和坚持，你究竟得到了什么？
陆汉满：我做了58年干部，当人民代表48年，支部书记当了37年。今年退下来后，有些人还以为我很留恋这个职位，其实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些年的坚持，我觉得得到的是人生价值。我只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完成的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
南方日报：但你最终似乎什么也没得到，甚至比一般的农民还穷？
陆汉满：如果我现在有钱有地位，对家庭反倒是一种负担。今日一无所有，贼不会来偷，也不会被敲竹杠，家里人也平安点。这样的生活更自在，我很满意。
南方日报：你给儿子取名叫“志农”，是不是希望他也当个农民？
陆汉满：当农民其实没什么不好，我确实是希望他当个农民。农民本身就是个很潇洒的行业，尤其是在崖口，农民还有三个特点：自由，工作时间短，没人管。
南方日报：在中国，除了崖口之外也有一些村庄坚持集体制，且成效不错。比如华西村，你怎么看待它们的体制？
陆汉满：对这个地方的体制我看不明白，不敢表态。但我也很留意它的动向，包括他们领导的讲话。
采访札记
当逐利资本邂逅求富心态
穿行于崖口的大街小巷中，时不时会有行走在时光隧道的错觉。
在这里，或许你的左边是一栋刚建的崭新高楼，右边却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低矮平房；在这里，或许你的前方是令人感叹的连片农田，后方却是正在紧张开发的大片土地；在这里，或许有的家庭仍旧在骑着古老的凤凰牌自行车，但有的家庭却有几部小车……
这就是崖口，一个古老与现代冲突极为强烈的传奇村庄。同样是以集体制度闯入市场经济，相比早已在国内A股市场上市的华西村，或者是有着“中国红色亿元村”之称的南街村，眼前的崖口似乎“土气十足”，急于与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相接壤。
或许他依旧残存的“土气”，与崖口坚持集体制的最终目的密不可分：不是为了共同富裕，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仅仅而已。
当城市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更深入地渗透到田园牧歌的村庄，当强大的资本为这些曾经的弱者许下瞬间致富的诺言时，昔日只求三餐温饱的人们便开始忘记安稳的幸福，而是甘愿选择手中有钱的实在。于是，在这个一再被外界传为神话的村庄中，自2001年开始便上演了一幕幕观念的较量。
而当村庄的人心变得不再团结时，便给了各种资本寻租的机会。如陆汉满所言，尤其是在2002年围垦结束之后，当崖口完成所有的原始积累，此时各种权力资本便开始蜂拥前来。
多年后再度回头研读，或许历史会证明，翠亨新区的规划与开发，1.8万亩土地的买卖，乃至陆汉满的卸任，都绝非扼杀崖口集体制的最关键因素，只不过它们充当了催化剂的功效。当村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共同观念，被“手中有钱，心中不慌”所取代时，各路资本终于找到了闯入乌托邦的入口。坚守了30多年的集体制，便开始伴随着陆汉满的卸任而变得摇摇欲坠。因为最坚定的坚守者也已经离去。
数年之后，当支撑这个村庄集体制发展的三大支柱最终全部消失时，崖口的神话还能延续多久？或许它还有惯性，但已经走上迷失的边缘。
(南方日报)
转自扬子晚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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