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乌托邦的超越：毛主义乌托邦

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西方文化

第四章 孔教乌托邦的超越：毛主义乌托邦

      G·德兰蒂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一书中分析作为观念的"现代"的双重含义。一重是所谓的由理性与进步构成的现代性话语，另一重是由审美与自由构成的现代主义话语。
   
      在西方现代文化中，中国形象先后被现代性与现代主义话语所利用，游移于文学与历史之间。

      孔教乌托邦在20世纪初现代主义思潮中出现复兴的迹象，预示着从美学期望重归政治期望的可能性。就在西方关于孔教乌托邦想象越来越空幻，虚无飘缈的时，埃德加·斯诺进入中国腹地延安--比到西藏更艰难 ，在那里，他似乎也发现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地方，那里没有抽鸦片、卖淫，贪污腐化，溺婴或虐等儿童，也没有失业者和乞丐，这些现象都是西方人认为在中国比比皆是的罪恶，甚至看不到紧张的战场，到处是自由和谐，平等民主，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生活。斯诺的"发现"，在西方引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动。西方人像读乌托邦小说一样读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是汉译名）。感动人的不仅是那个未知的地域的"奇迹"，还有创造奇迹的人。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令人想起白晋笔下的康熙，完美无缺，既是一个学者、哲学家，又是一个政治军事领袖。
   
      斯诺的旅行，是随后一系列西方人红色中国朝圣的开端。这些"朝圣者" 从记者、作家到军人、政客，在1936-1945年间访问边区。在他们的笔下，边区几乎具有共同的特征，它像是一个政治乌托邦，犹如霍尔多·汉森所说的，"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复制品" 。

      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曾经是一个由哲人王统治下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民国家，后来发现哲人王是一个明显的骗局，中国又成为一个由孔夫子教导的，勤劳质朴的农民自律自得的无政府式的孔教乌托邦，它没有哲人王，但每一个农民同时又是哲人。这种幻觉瞬间又消失了。下一个机会是，有哲人素质的中国农民中，是否有可能重新产生哲人王，他同时是哲学家，国王与农民。只能他才可能复活西方人心目中曾经拥有，一度而再度失落的孔教乌托邦。

      孔教乌托邦可能在红色中国复活，并不顺利。从30年代到60年代。多有波折起落。最初的消息还时来自法国启蒙哲学家的后代们。西蒙·波伏瓦在《长征》中称赞中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她在启蒙的中国看到启蒙的理想，同时也在启蒙的理想中看出启蒙的中国。来自美国的尼尔伦夫妇（Scott & Helen Nearing），访问过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初来到中国，正赶上大跃进时代，他们将自己的游记命名为《美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尼尔伦夫妇看到中国"经济稳定，生产增加，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得到提高。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工厂、桥梁、学校、住宅区、文化中心及康复医院竣工……" "中国人民……在安定团结、勤俭节约、文明幸福、合作互助的社会氛围下，实现共同富裕、公正和平、团结友爱的社会理想。" 他们被感功了，就像年轻的爱丽儿重回人间，年老的浮士德看到开拓自由与生活的民众那样，晃然间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尼尔伦夫妇之后，更多的西方旅行者进入中国，红色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让他们吃惊。他们看到工厂、高楼、整洁的城市，充满活力的乡村。尤其对那些解放前曾经到过中国的人，中国社会的物质进步就更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生活在未来中。（波伏娃语）中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解决了人类向自由与幸福的大问题。所谓的"中国道路"首先是彻底的社会革命，它改变了整个文明结构，以现代理想重新规划现实。使一个贫困、堕落的传统国家变成一个充满热情活力的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强国，这不仅令西方发达世界惊慕，也值得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学习："真理就是，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取得了惊人的经济进步……表现在各个领域。其中最基本、最重大的经济成就是，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使每一个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身体健康，绝大多数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成千上万面黄肌瘦，体弱多病的饥民不见了，露宿街头，挨户乞讨、食不果腹、目不识丁的流民也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繁荣幸福的景象。这种巨大的变化的意义，不能只看今日中国，只有在对比印度、巴基斯坦等不发达世界国家，人们才知道中国发展的意义重大……"


      西方的进步理想200年前曾经将那个"孔教乌托邦"当作"停滞的帝国"抛弃在历史的起点上，200年后，"毛主义乌托邦"又奇迹般地成为世界进步的榜样！

      "美好新世界"几乎成为启蒙传统理想的乌托邦。乌托邦追求是西方文化中最有生机的一部分。保罗·蒂里希在人的存在中寻找乌托邦的基础。人的存在本质是"人是有限的自由"，其中"有限"成为乌托邦发生的基础。"有限"作为"非存在"的因素威胁到"自由"的本质，从而产生焦虑与勇气，当焦虑与勇气表现为"期望"时，乌托邦就出现了，乌托邦是"从这种预期或期望中产生的理想结构"。

      从社会功能上看，乌托邦确立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甚至对立，形成对现实秩序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的威胁，乌托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具有社会革命与解放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现代文化从启蒙运动到现代主义的这种乌托邦精神，是西方现代社会与政治革命的动机与灵感。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中，都可以感觉到那个时代的乌托邦思想的影响。

      不同国家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按照同一条线路同一种方式旅行，从广州到北京，从大寨到延安，参观工厂、人民公社、学校与医院，回到西方后，又以同一种方式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乐观向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平等自由的社会，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形象变成历史进步的天堂。旅行者像朝圣一样前往中国，读者像阅读福音一样阅读他游记，

      而那些曾经连篇累牍地刊载中国噩耗或诅咒中国的媒体，如今却若无其事地大喝中国赞歌。那几年里，有关中国的报道，不管出自什么人的手，从金融巨头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ller）到演艺名星雪莉·麦克兰妮，不管写成什么体裁，从日记到新闻报道，都有人出版，有人阅读。重要的不是这些人和这些书，而是这些人的这些书重复讲述的某种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卫洛克菲勒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社会革新，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也最成功的壮举之一。"

      演艺名星似乎比金融巨头更容易被感动，麦克兰妮说："……中国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它彻底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见到了一个民族，……在改变政治、经济和物质生活本质的同时，他们让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当然，在一个拥有8亿人口的国家，不可能就没有人表现得自私、残忍、邪恶、贪婪。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充满集体荣誉感，彼此友爱、团结互助，他们热爱和平，富于人道主义情怀。"

      此时中国已远不仅仅是一个满足某种异国情调想象的美学化的乌托邦，它明确第出现在西方社会政治期待中，甚至成为西方社会需要学习的具有严肃意义的榜样，一个"现实的乌托邦"。1973年，美国政治学者，后来成为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米歇尔·奥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编辑出版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书中收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如果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文章。在该书前言《向中国学习》中，奥克森堡说："中国经验是一种趋于完美的社会变革经验，它广泛挑战了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价值观念，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是重要的启示。"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60年代西方几乎每一周都有一本有关"毛泽东中国"的著作出版。
   
      他们赞美毛泽东的中国就像当年赞美孔夫子的中国一样，他们是在自身的关怀视野内，讨论自身的理想，"毛主义乌托邦"只是一个象征，而且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表现出不同的意义与侧重点。而确定这种象征意义的，往往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文化在特定时代背景中共同感受到的某种缺憾与期望。"毛主义乌托邦"只有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够理解。弗洛里克（Bernard Frolic）历数了中国的种种启示，最后说："……对于那些关注西方60年代出现的道德危机并探索出路的知识分子，中国形象树立的榜样，成为人类道德救赎的希望之光……最后，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者，中国代表着人类向往乌托邦的最后努力，它的社会主义建设，比历史上任何乌托邦实践都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乌托邦，从孔教乌托邦转化为"毛主义乌托邦"。想象特征与精神价值完全变了。当年停滞沉寂宽容明哲的孔教乌托邦，变成进步激昂剧烈变革的"毛主义乌托邦"。"毛主义"在很多方面与"孔教"完全对立，西方在毛主义乌托邦中寄托的价值理想也与当年寄托在孔教乌托邦上的不尽相同。有趣的是，在孔教乌托邦从审美期待重回政治期待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乌托邦在西方的意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启蒙"大叙事"曾经因为中国文明停滞抛弃了孔教乌托邦，如今"毛主义乌托邦"又成为世界范围内人类进步的榜样，19世纪中叶西方曾经将中国当作道德堕落政治腐败的鸦片帝国，20世纪中叶，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在革命中趋于社会与人的完善的"道德理想国"。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复兴的孔教乌托邦，带有某种反启蒙大叙事的、反现代工业文明的"原始主义"倾向，属于"过去时"的、伊甸园或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注定无法完成其从美学期望向政治期望的复归。

      "毛主义乌托邦"则属于"未来时"，毛泽东领导的那种不断的、彻底的革命，昭示了人类改变自身与社会的最新希望……政治期望中的乌托邦中国复活了，成为西方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圣地。

      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一书中分析了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乌托邦诉求问题。1928年到1978年间，西方主要国家（诸如美、英、法）的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曾经将苏联、古巴、中国当作政治乌托邦。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乌托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诸如：地理与文化上相对遥远、未知；发生过革命并在一种半乌托邦化的历史目标下正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尊奉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立；在历史中受屈辱与压迫，属于第三世界……他们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历史进步的楷模，以这些国家为尺度，批判西方社会。他们以朝圣的虔诚前往这些国家，又以先知的热情在西方讴歌这些国家。他们有普罗米修斯式的激情，却没有哲学家应有的明智。最令霍兰德困惑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激进对自己的国家批判过厉，又因为无知对那些国家赞美太多。他们将自己当作启蒙精神的继承人，但他们的行为与言论却总是偏激与想象多于理性与审慎。或许只有文学化的乌托邦狂热才是他们从启蒙运动中真正继承的东西。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讽那些幻想哲人王的哲学家们，在身边找不到符合他们不切世纪的文学化想象的现实，就远去亚洲腹地。"启蒙哲学家们在身边找不到任何可以符合他们理想的制度，就把目光转向亚洲腹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启蒙哲学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赞美过中国……那个无能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竟是值得世界上所有国家效仿的完美无缺的榜样。"

      保罗·霍兰德在20世纪这些激进知识分子的红色乌托邦崇拜中，看到所谓启蒙神话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内在矛盾："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俄国与中国强大的集权政治感兴趣，认为这种集权可以贯彻他们意欲的社会变革。正像这些前辈一样，他们20世纪的同道们也在他们同时代的俄国与中国的政体与统治者的集权形式中，发现值得他们敬慕的东西。他们在此表现出的态度，暴露出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包括18世纪和20世纪的，实际上骨子里都不喜欢政治多元主义。"最后，保罗·霍兰德还指出，启蒙哲学家和20世纪激进知识分子喜欢专制俄国与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君主往往重用文人！那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一种理想：哲人统治国家，也正是利玛窦们发现，伏尔泰们感动的孔教乌托邦的真正含义。"中国和俄国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而且非常重要，那就是：在这两个大帝国中，文人都居于显赫的地位，处在事务的核心……那里当权者懂得怎样重用文人，给他们恰当的荣誉。"

      "毛主义乌托邦"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意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是物质进步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必须在落后停滞的中国历史背景上理解，红色中国的物质成就比起西方，不管怎样，也是寒伧的。所以，毛主义乌托邦的物质进步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步的可能性，中国是生活在未来的国家，二是主要对第三世界的楷模作用。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主义乌托邦"的道德进步意义明显高于物质进步意义。对西方不同国家，英美或法国，毛主义乌托邦也有不同的启示。英美知识分子注意的是改革与建设、道德自新的内容，"五月风暴"前后法国激进知识分子则将中国当作"革命的榜样"，他们是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正统继承人，在思想与行动上充满了自由主义的冒险精神。他们敬仰的"毛主义乌托邦"，是革命的乌托邦。中国革命是世界上唯一一次成功的、没有"变修"的革命。

      "毛主义"是真正的革命哲学，而且，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诗人，诗人治国是西方自从柏拉图时代就有的古老理想。利沙·洛维（Lisa Lowe）在《批评领域》中分析："五月风暴挫败了革命的可能性，正是对这种形势的反思，构成一部分左翼分子，包括知识分子、学生与工人敬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他们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树立为法国左翼运动的榜样，将毛泽东思想当作真正的革命理论膜拜。这在这种背景下，《泰凯尔》杂志将中国形象……塑造为绝对的政治乌托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毛主义他者。"

      幻想将文学转化为意识形态进而完成社会革命，这是托克维尔批判启蒙哲学的致命点。托克维尔甚至认为，法国的民族性格中，就有一种文学化政治的倾向"每一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或许一个民族的性格就是该民族的宿命。200年之后法国左翼运动再次崇拜中国，将中国当作政治变革的乌托邦；再次表现出文学化政治的倾向，相信前卫艺术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意识形态。

      革命的毛主义乌托邦在精神内质上已经走到与孔教乌托邦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随同尼克松访华的《纽约时报》记者朱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继续在中国采访，他发现"……如果说法国革命反对的是波旁王朝，俄国革命反对的是沙皇，毛泽东的革命则是要推翻孔夫子。尤其重要的是，毛主义向中国传统的畏权、畏学、畏富、畏老的官本位伦理提出哲学性的挑战。毛泽东教导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理论，主张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在他的著作中，贫者尊，富者卑，农村高于城市，无知百姓高于知识分子，集体利益高于家庭或个人利益，被统治者高于统治者……" "毛主义"恰恰要改变5000年中国文化传统，建设一种新的文化，培育出完美的"毛主义新人"（The New Maoist Man）

      70年代西方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从经济发展转向道德政治，各种文本反复宣传所谓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美德，乐观向上、积极进取集体主义精神，团结友爱，诸如此类等等。孔教乌托邦变成了"毛主义乌托邦"，一个由智慧仁慈的新哲人王统治的道德理想国。"在毛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仅取得了工业进步，……而且，还是一次目标高远的道德远征，革命改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使他们具有了自我牺牲、服务他人的精神。"美国最有权威的汉学家费正清是在谈到中国的道德革命时说这番话的。他认为中国的道德与政治紧密相联。中国社会制度不是以法律为核心，而是以道德为核心，人们不是遵循某种既定的法律，而是遵从某一位体现着道德理想的领袖。中国革命最有建设性也最富启示的，是这场革命创造的新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精神，诸如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献身精神，勇敢、廉洁、勤俭等美德。这些美德也是西方所缺乏的。

（下续）

（续上）

      毛主义乌托邦在西方有多种含义，但主要的内容还表现在道德启示上。中国的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西方视野内仍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很快西方人就开始发掘"新中国"的道德内涵。作为启蒙哲学遗产的进步理想，建立在物质繁荣的基础上，但物质繁荣本身，却不能创造人类的幸福。西方人在第三世界背景上理解中国的物质进步，却在第一世界背景上，理解中国的道德启示。他们在社会主义"新人新风尚"中，发现了清教伦理，发现了高贵的纯朴，无私的热情，团结与友爱等等人类最可贵的品性。于是，在主义新人新国家的红色外衣下，当年孔教乌托邦的道德理想一一复活了，可能还带有某种基督教思想。当年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备新教精神，如今，许多西方人，主要在美国，竟发现毛主义乌托邦体现着美国社会逐渐失落的清教伦理精神！有人甚至把毛泽东看作耶稣，认为毛泽东的"小红书"中说的和耶稣在圣经中说的没什么两样。

      在这个"毛主义乌托邦"中，道德与政治几乎是同一的。这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这个"体现出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西方旅行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思想。社会主义中国人人平等，旅行者报道，革命通过两种方式消灭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了强调竞争、个人主义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和态度，树立集体至上、他人至上、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勤俭节约等社会主义道德，并将这种道德观贯彻到生活与工作中。二是通过对工作条件与制度的改变，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社会不平等往往取决于工作与报酬的不平等，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男女同工同酬，而且，不同职业不同工也同酬，清洁工人与大学教授的收入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贫下中农走上大学讲台，科学成为大众的、全民的精神财富，而体力劳动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彻底消灭了官僚体制。在旅行者的眼里，中国革命的试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典范。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将红色中国美化为"毛主义乌托邦"，其意义背景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流行的"孔教乌托邦"形象。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的道德政治意义也大于经济或物质文明方面的意义。沃尔夫与伏尔泰对中国的想象与利用的方式，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记者、汉学家以至大众对红色中国的想象利用的方式和内容基本一致。这是同一中国形象传统中的想象。

      两个世纪之前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孔夫子的中国或者说是孔夫子道德理想的国家，而不是现实的中国，两个世纪之后，又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毛泽东的中国，或者说是毛泽东道德理想的国家，依旧不是现实的国家。西方旅行者们带着自己的理想以及对中国的理想来到中国，在中国所见所闻，也多是理想期望中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主义看不到现实；看到了集体看不到集体的专制；看到了人人平等，看不到人人平等地贫困；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狂热的理想，看不到这场大革命中理想陷入疯狂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在西方视野内，当中国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封闭的帝国时，中国形象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可能来自一种莫名的恐惧，也可能来自一种强烈的向往，或者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因素。少数人前往中国"探险"，发现他们期望中要发现的东西，印证他们的理想或幻想。大多数读者在他们游记或新闻报道中分享他们的"历险"，使关于那个遥远的帝国的想象扩大流传。去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于是，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那个乌托邦化的美好新世界，是否经得起一去再去，一看再看呢？有人开始怀疑，一个阳光灿烂的乌托邦，难道就没有阴影？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国度，难道就没有精心掩盖了的罪恶？西蒙·莱斯（ Simon Leys）在《中国阴影》中说："外国理论家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今日中国，正如18世纪哲学家用孔夫子来解释中国：这是一个谜，一组抽象概念，一个乌托邦。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抨击西方的种种弊端，工业文明乌烟瘴气，城市破落腐朽，道路上塞满了汽车，真是莫名其妙，诸如此类等等。于是他们急不可耐地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那儿没有污染，没有犯罪，交通畅行。这样做还不如称颂一位截肢者，说他的脚永远不脏。" 。《中国阴影》揭露了另一个中国，一个光芒刺眼的毛泽东理想掩盖了的黑暗疯狂的世界。西方想象中最后的孔教乌托邦就要消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住进了丰泽园。三个世纪前，康熙皇帝曾在这个园子里举行"演耕"仪式（就是"重农学派"津津乐道的春耕仪式），试种"御稻米"。三个世纪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这里会见毛泽东，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力"，一种让散发着巨大的意志、力量、权威的震撼力。
   
      毛泽东是位伟人，法国作家马尔罗刚刚见过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英明君主的继承人。
   
      尼克松访华前曾特意向马尔罗了解毛泽东，马尔罗告诉他，毛泽东是位一生波澜壮阔的巨人，他不断的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正在面对死神说话。

      参考文献；
      萨义德，A·W，《东方学》， 王宇根 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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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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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her, Steven. W.,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Abstract
      My central thesis is that the Western culture first
      constructed th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discourse of Utopia
      both in 17th -18th centuries as Confucius utopia and in
      60's-70's of 20th century as Maoist utopia, and, just between
      the two utopias in social-political expectation, there came
      the "utopian China" as the Arcadia of aesthetical expectation
      in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The images of "utopianized"
      China, as a "cultural other",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modern "West". In this thesis, I examine
      from a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how the texts that
      formulated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Modernism, represented
      Confucius utopia / arcadia, and Maoist utopia in history. I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global modern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genesis of "superior West", but the process of transcultural and interciviliz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