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从哲学家的幻想到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实再到西方的现实。启蒙主义者中绝大多数人最初都将历史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专制上。他们认为,哲学家与其去教育千百万大众,不如去教育一个掌握千百万大众命运的君主。刘易士·克舍尔(Lewis A. Coser)在《思想者》一书中详细分析过启蒙哲学家的专制主义倾向。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启蒙哲学家相信教育国王是改造社会的捷径;二、启蒙哲学家自信哲学家可以担当起治国大任,而只有在开明君主那里,如在中国、俄国或普鲁士,哲学家才能获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20世纪初的西方人在严肃的政治生活中,不会再有启蒙运动时的诗情与冲动。资本主义立宪政治的意识形态已经确立。关于异国情调的想象,只能提出"另一种真实",也只能在诗中。《中国佬的来信》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真正让西方社会感受到"孔教乌托邦"回光返照的,是30年代的两部小说。赛珍珠的《大地》与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大地》将狄更森的理想故事化了,讲述了"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的勤劳俭朴的生活。《消失的地平线》中想象的乌托邦--香格里拉,是万山之巅的"一个富饶迷人的乐园",是一条沉在"如痴如醉的宁静"中的幸福山谷(香格里拉又称蓝月谷)。小说中说,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利·费贡(Lee
Feigon)在《解密西藏》一书中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 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