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乌托邦的利用：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西方文化

第二章 孔教乌托邦的利用：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传教士、哲学家不仅在异域想象中塑造孔教乌托邦，还试图将孔教乌托邦当作社会文化批判与变革的武器，改造西方现实。
      中国实现了柏拉图仅仅理论上设想过的事情，即"作为真正牧民者的'哲人'占统治地位"。
      这一发现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从《利玛窦中国札记》开始，一个半世纪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不断加强丰富孔教乌托邦的神话，腓内斯(Feynes)的《巴黎至中国旅行记》（1636）赞扬
      "中国为哲人政治" 拉莫特·勒瓦耶《论异教徒的德行》（1640）将孔子与苏格拉底并列。
      "当然，使王权掌握在哲学的手中，使暴力乖乖地服从理性，这对孔子来说不是一种小小的荣誉，除了希望看到哲学王子或哲学家们进行统治之外，人们还能希求怎样的更大的幸运呢？这种非同凡响的思想使这两种值得庆幸的事业在中国得以实现，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决不发出与他的（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势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说，只是哲学家们在统治这样一个大帝国。"
      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卫匡国的《中国历史十卷》（1658）、基歇尔的《中国图志》（1667），都在不同程度上介绍了中国的哲人政治。1661－1672年间，法国陆续出版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译本。1687年，柏应理神父将郭纳爵、殷铎泽和他本人译的《大学》、《中庸》、《论语》带到巴黎重版，取名《中国哲学家孔子》。该书使欧洲人更深入地了解到"孔教乌托邦"的政治制度所源起的哲学思想。中国智慧中最有价值的是伦理思想，伦理是"国王的科学" 。"孔教乌托邦"证明哲人政治的现实性，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说明这种现实的道理。
      将理想的国家寄托在理想的政治上，再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理想的哲人身上。这是欧洲近代人文主义者以道德秩序为基础的开明君主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在中国形象中找到"现实的"证明。1621年，培根的同乡伯顿在《忧郁症的剖析》中一知半解地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大加赞赏，"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 1669年，约翰·韦伯（John Webb）著文劝说英王查理二世效法古代中国君主施行仁政。1670年前后，英国政治家坦普尔爵士断言"由最好的人管理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哲人是最好的人，哲人政治是最好的政治"，"伟大古老的中华帝国"就是这样实践的。1672年，天真而又狂热的闵明我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在里斯本上岸时还穿着一身中国服装。以后的几年里他写了100万字有关中国的著作。他建议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要仿效中国皇帝，国王必须有修养，请哲学家辅佐政务，听从他们的建议；欧洲应该模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尊重农民，将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总之，在闵明我眼里，中国在所有的方面都是优秀的，欧洲到处都是问题。1697年3月，又有一位传教士穿着中国服装回到欧洲。他的中文名叫白晋，自称是康熙大帝的钦差，带来康熙皇帝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献给路易十四的《中国当朝皇帝传》（又译为《康熙帝传》）。在这部传记中，白晋神父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空前伟大的君王。他具有完美无缺的德行与智慧，公正、勤勉、节俭、仁慈、好学而知识广博，几乎是哲人王的一个现世楷模。1697年，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收入《康熙帝传》，在该书的前言中说，"人类两种优秀的文化和精美的艺术今天集中在我们大陆的两端，集中在欧洲和中国，中国正如同欧洲一样，以它文化的灿烂辉煌装点着世界另一端的边界。"他希望中国能派哲学家到欧洲传授道德哲学与治国思想
      1721年，莱布尼茨的学生、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在哈雷大学做了"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引起轰动。他推崇中国的"处世治国的深奥的哲学"与"哲人政治"，并将这种伟大的传统追溯到伏羲。"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就是哲学家时，国家才能幸福。柏拉图的名言已经无人不晓。然而，理想国并不只存在于推理中，也存在于事实与经验中。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我曾经提到伏羲和他的继承者。伏羲创立了各门科学和中华帝国，由于这些哲人王的智慧与努力，中国的政体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
      沃尔夫的演讲，不管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还是在西方的启蒙思想上，都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已经完成了意义的诠释与确立的过程，进入适用与发扬的实践过程。在启蒙思想史上，孔教乌托邦为启蒙哲学家激进的社会理想作证，将乌托邦渡入历史。古德哈特曾比较莫尔的《乌托邦》与莫里斯的《乌有乡之消息》，认为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莫尔认为"乌托邦"最终是个没有的地方，而莫里斯坚信，没有的地方通过社会政治的改革或革命，也能变成实有的地方。造成这种观念差别的，恰恰实发生在莫尔去世与莫里斯降生之间的启蒙运动。
      启蒙主义者坚信，人一旦掌握了理性，就可以将理想国带到人间。这样，他们不仅需要乌托邦证明历史的真实性，也需要历史证明乌托邦的可能性。发现中国，一个体现着"理想国"原则的孔教乌托邦，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它证明乌托邦不仅可能成为历史，而且已经成为历史。
      "孔教乌托邦"在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明了西方理想国传统的"现实性"，将乌托邦从文学想象渡入历史现实。欧洲的传教士与思想家、激进与保守的神学家与无神论者，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它以乌托邦的正义揭示了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准则，让人意识到希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与距离，对欧洲的政治宗教现实提出疑问并动摇着意识形态基础，树立起变革的尺度。沃尔夫说中国政体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实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伏尔泰断言"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指中国--引者注）更好的政府：……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
      魁奈推崇中国为开明君主专制的榜样，"重农学派"的另两位，莱比·博多尔（L'Abbe Baudeau）与波瓦(Poivre)，他们的赞美就更为彻底，博多尔说："在中国，三亿二千万人民在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最公正的政府管理下，在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最人道也最仁慈的王朝统治下，过着明智、幸福、自由的生活，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波瓦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中说："中国提供了世界未来的迷人前景，但愿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
      "孔教乌托邦"寄寓着启蒙哲学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与道德教育理想，成为他们改造社会历史的武器。启蒙运动中不同哲学家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有人拥护开明君主专制，有人主张宪政与社会契约论；启蒙运动不同时代，流行的政治观点也不同，1740年之前，人们基本上都主张君主制，174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宪政甚至共和。孟德斯鸠意识到道德与教育无法保证人的自由，政权的正确组织形式，如三权分立，在技术上更可靠。伏尔泰早期是开明君主专制主义者，晚期却推崇共和，认为共和是最能保障自由、最自然合理的政体。卢梭从一开始就反对君主专制，魁奈直到最后仍推崇开明君主。启蒙运动对"孔教乌托邦"的利用，只限于开明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哲学家，如沃尔夫、伏尔泰，试图教育国王；国王，如腓特烈大帝与叶卡捷林娜沙皇，试图扮演哲人王。启蒙主义者在"幻象"中看到乌托邦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欧洲将拥有自己的哲人王与哲学世纪。

感谢历代贤哲对乌托邦的探索，追求美好永远是人类心中最深的渴望！{:1_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