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乌托邦思想简述 南渝霜华
西方乌托邦可分为Classical utopia, Christian utopia, Modernutopia三类，对应古典、中世纪和现代这三个时期。
一、古典乌托邦
自由、欢乐、丰裕的世外桃源，作为主题在古希腊著述中多有出现。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维吉尔（《牧歌》第四首）、奥维德（《变形记》第一卷）。《变形记》有对“黄金时代”（Golden Age）的深深怀念，而黄金时代正是古典乌托邦“桃源”（Arcadia）的代表。桃源指一个充满乡间素朴和欢乐的时空（a time and a place of rusticsimplicity and felicity），以基于本原人性、适度需求的天人和谐为特征。桃源梦影响极其深远，在英国的反都市幻想和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中都是核心理念。十六世纪新世界的发现又给了这种乌托邦新的活力。从时间上看，是在过去，但也可以被投射到未来。
与Arcadia相对的是理想国，即柏拉图式乌托邦。蒙田曾特意将两种乌托邦对立起来，批评哲学家想得过于复杂。如果桃源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则体现了人对自然的驾驭，代表理性的胜利。在希腊传统中，城邦的缔造者，如雅典的梭伦和斯巴达的吕库古都为人尊崇。但这个传统中也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脉络，一条是雅典，民主、宽容、热闹，讲求文雅的享乐，另一条是斯巴达，专制、禁欲、共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思想家都更倾向于后者，不仅因为斯巴达式乌托邦偏好严密控制的社群秩序，也因为它符合柏拉图的设想。三大早期现代乌托邦，《乌托邦》、《太阳城》和《新大西洲》，都构想了“哲人王”式的人物。值得一提的是，毕达哥拉斯社团在南意大利进行的乌托邦实验，对柏拉图有很大影响。社团的创立有赖于毕达哥拉斯这种哲人王般的人物，然而社团的持续就有赖于经过严格训练的贵族阶层。显然，柏拉图对理想国有类似的安排，而且这种设计随柏拉图的学生广泛传播。
柏拉图的著述在文艺复兴中重见天日后，西方乌托邦构想者如莫尔、威尔斯等深受其影响。由于柏拉图的理想是城邦国家，故其理念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启发也很大。乌托邦城市整饬有序，通过宫室和道路营造“天下之中”的庄严。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城市分为七个向心圆，四条大道从集聚政治和精神力量的中心神庙延伸到四座城门。此外，十九世纪末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二十世纪的“花园城市”运动，均以柏拉图为灵感始源。
古典乌托邦传统还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元素，即“乐土”（Cokaygne utopia）。几乎所有民间文化中都可以发现对自由、富足、闲适的人间乐土之憧憬。在阿里斯托芬、卢西安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对乐土的希冀。作为“穷人的天堂”，这种乌托邦的幻想性更加浓厚，充满欢乐气息，重视物质欲望的满足，往往会嘲弄或戏仿文人的乌托邦想象。和桃源相比，乐土最大的不同在于欲望的极度膨胀和极度满足，这也正是民间文化的本色。拉伯雷作品中，亦多乐土形象。
二 中世纪乌托邦
基督教视世俗乌托邦为上帝之城的模拟，进而在以柏拉图为主的古典乌托邦中大量增加了简朴、苦修的元素。桃源的主题，得到了重新诠释，如将桃源等同于伊甸园，黄金时代代表人性尚未堕落的时代，等等。荷马在《奥德赛》中描绘了大地尽头的极乐世界（Elysium），希腊英雄死后都在那里复活，并和神祇一起生活，享受无尽欢乐。赫西俄德也提到类似的赐福之岛（the Isles of theBlessed）。在品达的俄尔普斯神话中，赐福之岛不再专属英雄，而是所有良善之人的福地，与此同时坏人则在冥府（Hades）中受苦。基督教只需把品达的天堂略为移花接木，放到审判日之后即可。
世界上许多宗教教义中都有在过去或未来的天堂，为什么它们没有培育出乌托邦传统呢？原因是乌托邦仅仅超越了既存现实，却没有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超越现世，而宗教往往以彼世的天堂吸引民众，自然无法让乌托邦分庭抗礼。脱离上帝的恩宠，在俗世营造永恒幸福，乃篡夺上帝特权之渎神行为。基督教也不例外。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认为，人只能通过教堂，在这个必然沾染原罪的世界上尽量作为一个良善的基督徒而生活。如果此世仅仅是“通向彼世殿堂的黑暗门廊”，在此俗世谋划完美社会有何意义呢？由于奥古斯丁对正统神学的巨大影响，中世纪成为乌托邦思想史上十分贫瘠的时期。但正如《欧洲思想史》作者希尔教授所言，“当本来潜藏在民间的运动走上地面公开化时，欧洲思想史上最惊人的一点就展现出来：尽管过去一千年里对各种‘异端’迫害不遗余力，结果没有一种‘异端’思想、异端哲学、异端观念被消灭。”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些对正统基督教的挑战，成就了绵延不绝的乌托邦传统。
事实上，基督教本身就没有完全排斥“俗世天堂”。多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都相信，伊甸园就存在于东方某地。这种观念明显影响了基督教地图绘制，以至于哥伦布1498年抵达奥里诺科河河口时，以为自己发现了伊甸园。
基督教的第二种乌托邦观念，人的可完美性（the perfectability ofman），就没那么广受认可了。《马太福音》云：“Be ye therefore perfect, even as yourFather which is in heaven is perfect.” （5：48）源自奥古斯丁，并为路德和加尔文所认可的正统观点认为，人不可能达到上帝所理解的完美。但这句话很直观的意思显然是上帝欲人如天父一般完美，故坚信人可完美的流派始终存在，如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其中最有影响的是5世纪英国僧侣贝拉吉乌斯（Pelagius）。贝氏对原罪说发起猛攻，认为人们生下来是非善非恶的，既不完美也不堕落，而他们可以经由自由意志的运用达致不同的状态。他们之所以有那样的能力，是因为上帝命其完美，但他又不能使他们做超越其能力的事情。既然人有上帝所予之天赋，则不以适当方式加以运用，求自身之完美，才是罪孽。贝拉吉乌斯的思想被斥为异端，却对新柏拉图主义者莫尔、伊拉斯谟以及英国内战中的激进新教徒产生了很大影响。
教会真正难以遏抑的乌托邦思潮，是“千年至福”（Millennium）。这是旧约弥赛亚预言的延续，也可说犹太教对基督教乌托邦思想的贡献，对后世乌托邦的影响也极其深远。犹太教打破了希腊罗马世界常见的循环史观，将历史视为有始有终的整体，以上帝意愿和目的的不断进展和最终实现为脉络。犹太教不甚关心末世论，天堂、地狱和来世之类的观念都不是重点。上帝会在此世而不是来世给予人们赏赐和惩罚。天国会在人间实现，而人最终取得完美，也不是靠迁徙到耶和华的居所，而是依靠天父降世并和人们生活在一起。后世预言家对犹太教思想多有润饰，由此生发出丰富的乌托邦想像。天启论者（Apocalyptists）也将历史看作有机整体，按照特定设计向前延伸，并最终达致圆满。长期影响基督教历史哲学的丹尼尔天启（the Apocalypse of
Daniel，[注：是一个仿圣经文本（pseudepigraphic text），不被认为是圣经正典]）认为，末日审判和永恒的弥赛亚时代到来之前，历史会经历四个异教时代。以诺的天启（Enoch’s Apocalypse）把时间分为“七天”，每一天延续一千年。最终审判到来之前的第七个一千年将充满俗世欢乐与和平，此后，永恒王国将在天堂建立。
而确保各种天启观点能在西方代代相传，并极其深刻地影响社会思想和行动的，还是“约翰的启示录”（the Revelation of StJohn）等基督教自身的天启思想。犹太教天启关注弥赛亚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降临，而对于基督教天启来说，这应该是第二次。依启示之书所述，经过一段时期的冲突，反基督者出现并被击败，基督归来，和复活的圣徒一起统治世间千年。但这并不是终结，千年后还会有第二次审判和第二次复活，其后正直者将与神一同生活在宁静和谐之中。
早期教会很快意识到，给弥赛亚降世加上千年属性是不能接受的。奥古斯丁认为，在基督降世和最后审判之间，并没有千年盛世。基督一旦现身，世界就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千年盛世如果存在，那么早就开始了：它以基督开始造福世间为开端，并随圣体化身之教堂而延续。这正是《上帝之城》的主旨，教堂就是基督的王国，也就是天国。基督之后的人类历史是（对最后审判）漫长的等待，在此期间教堂将保有并扩张其精神领域。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并不会在人间开启另一个千年盛世，也不会有什么第二次审判、第二次复活。只有一次末日审判，一次最终复活，第二次降临将宣告俗世历史的终结，而在俗世朝圣（earthly pilgrimage）中成为上帝之城居民的人则将在天堂开始他们的永恒生活。
但尽管奥古斯丁的思想再次成为神学正统观点，尽管阿奎那等神学家也不断出来背书，启示录文本的模糊性还是给了异端思想生存空间。中世纪社会也不断被各种形式的千禧年运动所困扰。有的认为第二次审判即将到来，有的认为千年至福已经到来，而在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刻，他们应该像圣徒一样生活。不少人把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看作“圣徒的社团”：既然这是为了迎接第二次降临做准备，由完美的男女组成的社区就应该把自己和周遭冥顽不化的社会分割开来，不遵从世俗国家的法律和习俗。十七世纪英国的狂言派和十九世纪美国的奥奈达社团，都具有这样的思想背景。
对奥古斯丁最有力的挑战来自十二世纪的卡拉布里亚僧侣，菲奥雷的乔基姆（Joachim of Fiore）。乔基姆从未被天主教教会判为异端，其思想却被包括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利等后世追随者以激进千禧年主义的方式加以诠释。乔基姆视历史为三种不同天命在三个不同阶段的呈现，而构成三位一体的三位人物也依次现身。首先是圣父，其次是圣子，最后是圣灵（Holy Ghost）。他认为，第一阶段主宰人们的是对圣父的恐惧，第二阶段是对圣子的信仰，但第三阶段是爱，如同‘上帝的朋友’，而这个阶段已经开始。教会仅仅在第二阶段发挥引领作用，并不像奥古斯丁说的那样是世间永恒的领袖，注定要被圣灵的真正代表——僧侣所取代。这显然是对教会权威的否定，而他的支持者则不难把“第三阶段”和千年至福联系起来，要么说成是后者的序曲，要么说是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准备阶段。在“圣灵千年”，宗教与乌托邦重合在一起。
基督教对西方乌托邦传统最后的贡献，来自中世纪修道院。尽管奥古斯丁坚称教会就是天国，对于许多中世纪基督徒来说，教堂不过是野兽的领地和化身。即便它在理念上是神圣庄严之所，它对世俗生活的积极参与也使得它蜕化变质。相比之下，修道院更有希望在人间建成理想社会。修道院有严苛的规章，但由其成员自愿接受、自觉遵守；它本来的目的是祈祷和沉思，但同时也非常关注俗世日常生活的高效组织。修道院成员不像古希腊人一样鄙视体力劳动，相反，他们认为这类劳动具有极为重要的精神价值。路德宗有句口号，“工作即祈祷”，这无疑开启了清教伦理的大门，其始源则在中世纪修道院。修道院是远离尘世的社团，也是科学和经济的实验室。僧侣是养鱼种花的先驱，他们铺设的地板，筑造的花园，也都广受称赞，而修道院的佳酿往往闻名遐迩。但他们最大的成就，还是精神上的完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早期现代乌托邦中，修道院都引人瞩目。莫尔本人在修道院呆了四年，天主教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和本铎会（Benedictine）的规章在《乌托邦》中清晰可辨：服饰平凡单调，不事浮华，素朴气息无处不在，致力于工作、学习和祈祷，共有财产，共同居住，共用餐点，无处不在的监察。僧侣没有隐私，而每个乌托邦人也总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太阳城、基督城亦与之相似。即便是在培根的新大西洲，和基督教观念联系最少的十七世纪乌托邦，其中的科学院（the House ofSaloman）也完全是修道院的形制。
当人的可完美性和千年天国在神学主流的重压之下顽强存活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如神之人”（men like gods）这个古希腊思想命题也就得以延续，终有一天将绽放出文艺复兴的鲜花。
三 现代乌托邦（十九世纪前）
1，莫尔：新时代的开创者
如前所述，乌托邦文类与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早期重要作者莫尔、康帕内拉、安德里亚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修道思想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科学被看作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上帝和建设基督教社会的手段。直到17世纪末，主要的乌托邦思想家都在设计完美的基督教共同体。
但莫尔和康帕内拉的乌托邦都是建立在理性和哲学之上的异教国家。乌托邦的居民尽管有宗教信仰，但并不激进，对其他宗教也比较宽容，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信仰。修道者的虔诚清修受人赞赏，但这些人只是脱离大众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乌托邦人对享乐的重视。他们同意，精神的陶冶是最大的欢乐，但不愿意因此放弃肉体的享受。换句话说，他们持有边沁式的功利主义思想。基于功利考虑，财产公有，生产有序，货币废弃，允许离婚，实行安乐死，罪人受的责罚不是死刑而是奴役——一切都是为了群体的最大幸福。这一切都昭示着新时代的到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兴起，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
就在《乌托邦》出版的第二年（1517），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问世，由此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大幕，整个欧洲亦随之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反过来说，若非统治中世纪心灵的宗教世界观有所动摇，也不会有《乌托邦》。千年至福思想和唯信仰论（antinomianism）包含的乌托邦冲动，指向的究竟是基督的王国而非人的王国。真正的革命是在世间建立取代上帝之城（City of God）的人之城（City ofMan）。因此，现代乌托邦诞生在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前夜，这并不是偶然的。
如果宗教专制的崩溃释放了追求理想社会的乌托邦精神，那么新世界的发现更让这种激情奔涌不息。1507年，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Vespucci）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而莫尔小说的主人公拉斐尔·希思罗戴（Raphael Hythloday）正是维斯普奇麾下的水手。乌托邦据称是在乌有之地，但它一方面让人想起伦敦，另一方面则和印加等新世界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远方的奇景，既让人产生对海外乐土的种种向往，又给了欧洲作家们书写社会批判的灵感和素材——从希罗多德开始，就形成了运用真实或想像的异邦文明来讽刺和批判本土的文学传统。乌托邦，向来具有批判和建构的双重功能。
一般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新大陆发现是现代与古代、中世纪的分野。因此，尽管血脉中还流淌着不少中世纪的精神，乌托邦属于现代世界。
在写作的方式上，古典乌托邦与现代乌托邦也有很大差别。《理想国》详细探讨了完美国度的属性，却没有给出任何细节描绘。政治哲学继承了这个传统，从博丹（《共和国》），霍布斯（《利维坦》），哈林顿（《大洋国》），洛克（《二论政府》）到卢梭（《社会契约论》）莫不如此，基本原理结合逻辑推演就是大厦的全部。而莫尔和其他乌托邦作家则试图将一个或然的完美社会栩栩如生地呈现给读者。乌托邦既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也不是对本土条分缕析的批判，而是一个运动不息的社会。和古典乌托邦不同，现代乌托邦广泛运用了叙事小说的各种技巧。甚至可以说，它们通常就是小说，尽管在形式和关注焦点上与我们所熟悉的、十九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可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现代乌托邦的独特形式或许在审美方面乏善可陈，却逐渐成为文类的特征乃至标志。如果我们过于关注这种文学批评家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形式，就有可能因此错过许多形式迥异的乌托邦表达，从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到“民主”“社会主义”“科学”“自由市场经济”，乃至“美国”“苏联”。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政治秩序。柏拉图的理想国由贵族统治，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仅限于护国者（Guardians），而承担繁重劳动的辅助者和工匠则过着庸常的生活，为“高贵的谎言”驱使，努力维护城邦。劳动被认为是通向高贵生活的障碍。因此，护国者并不像中世纪修道院的僧侣，却让人想起传统印度种姓体系中的婆罗门。与之相对，莫尔的乌托邦，尽管有国王，却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所有人都必须劳动，而平等劳动和共同生活正是乌托邦的理想和价值。大部分十六和十七世纪乌托邦都承继了莫尔的平等主义。如Berneri所说，乌托邦在思想上与古希腊人大大不同，不仅是因为中世纪修道院的影响，也反映了中世纪城市自治行会、公会的组织原则。平等意味着贫民作为生产力的解放，也跟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商业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平等主义一样，是现代乌托邦的特征。当人们对平等、富足的愿望得到认可和鼓励，换句话说，人的价值得到肯定，基督教贬低、压抑人性的思想就会被弃之如敝屣。用威尔斯的话说，“乌托邦宗教的核心原则就是对原罪教条的摒弃”。
2，培根：科学礼赞
宗教改革一方面给了乌托邦成长的空间，另一方面却又成为这个新生传统的威胁。路德和加尔文对原罪说的迷恋，以及宗教改革者对贝拉吉乌斯思想的敌意，终将推动乌托邦思想家走上彻底世俗化的道路。不过，在此之前，弗兰西斯·培根试图调和基督教与科学。培根认为，对自然和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将帮助人类避免堕落，复归本性。对于他来说，原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知和穷困的后果，而劳动可以成为他找回自我的方式。培根的思想在1640年后广泛传播，从而驱散了原罪这片笼罩人性数百年的乌云。
现代乌托邦的平等传统源自莫尔，而培根引领了进取和扩张的精神，这在较晚近的乌托邦中越发明显。威尔斯认为运动发展才是乌托邦之本性，所以他称《新大西洲》（1627）为第一部真正的乌托邦，同时也是“最伟大的科学乌托邦”。科学无疑正是运动发展的动力，然而这种动态也导致了内在的矛盾：因为无限运动，乌托邦的完美秩序变得不可企及了。无论如何，从《新大西洲》开始，畅想理想社会的乌托邦不再能忽视或轻描淡写现代文明的精华——科学。培根的这部未完成的名著，是乌托邦思想史上又一座丰碑。他去世后，弟子们不遗余力地传扬科学，促成了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学会的宗旨与培根为萨洛蒙学院写下的箴言并无二致：“The End of our Foundation is the knowledge of Causes,
and secret motions of things; and the enlarging of the bounds ofHuman Empire, to the effecting of all thingspossible.”（我们创办这所学院，旨在探索起因和事物隐秘的运动，并把人类帝国的疆界拓展到一切可以影响的事物。）
科学还赋予乌托邦一种信念，即乌托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终将实现。莫尔在《乌托邦》的结尾不无遗憾地说，乌托邦可能是他的向往，而非希望（I may wish for than hope for）。而科学乌托邦以其强烈的实践和功利倾向，带给读者更加丰沛的信心；它的前景是一个可能的世界。
最后，科学在乌托邦传统中树立了进步的观念。历史不仅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前方，而且从不停歇，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科学与乌托邦的紧密关联甚至会造成对乌托邦文类的压抑：既然科学带来的进步无时不可无处不在，那与其高谈乌托邦，不如动手去实现理想！——这正是18世纪末的状况。但总的来说，引领进步的科学给乌托邦文类带来了无尽的灵感。古代和许多早期现代乌托邦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停滞的经济恰恰与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吻合。但在科学乌托邦兴起之后，物质生活贫乏的乌托邦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以此歌，纪念历代乌托邦思想者的激情。
| 
变色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