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毛大哥”与他的新村共产梦

20年代的“毛大哥”与他的新村共产梦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杂志

岳麓山下的新村梦
   
      新村主义，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它曾在中国流行一时，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而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还在1918年春，毛泽东就有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立工读互助会，从事半工半读的想法。1918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并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饭。后来在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他看了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日本新村主义的系统介绍和李大钊在《晨报》上的有关文章，便更加沉迷其中。回到湖南后，他就潜心构想了一个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毛泽东这样设计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在这个新村里，设“工读同志会”，有生产、消费、储蓄诸部门，包括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共公园、公共博物馆等等。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平均分配。

      这个岳麓山下的新村梦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驱张运动打破了，但毛泽东并没有放弃。1919年12月来到北京后，在“少中”同人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影响下，毛泽东继续了他的新村之梦。此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等少中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了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志上描写了他的具体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10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10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 楼上做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做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园子西南角上建筑一个厨房，东北角上建筑一个厕所，房子后面建上一个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两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我们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

      12月4日，王光祈在《晨报》倡议建立工读互助团并向社会募捐。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率先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共分成3个组。这3个组分别设在北大、北京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附近。这些小组以办俭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乃至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为“勤工”的内容，工余则“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往北大上课”。

      在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入“少中”。毛泽东虽然忙于驱张运动，但他仍然对王光祈的“菜园新村”及工读运动给予密切的关注。1920年2月的一天，他曾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参观后，他给新民学会会友陶斯咏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按：此指地处长沙故稻田的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在这里，毛泽东似乎已经看出了工读互助不免走向失败的命运，但他并未放弃工读互助的新村梦：“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大家通过教书、撰稿、编书等各种劳动获得收入，共同消费，以维持共同的学习和生活。”

      1920年3月5日，上海的《申报》登载《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列名发起人的共有26人，除陈独秀、王光祈外，就还有“少中”会友宗白华、左舜生、康白情、毛泽东。5月，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正式实践其工读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6月，旅沪的湖南学生又组织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和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一样，在进行一个月后上海工读互助团也陷入重重困境。6月7日，毛泽东写信告诉北京的黎锦熙：“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

      工读互助团的尝试虽然失败了，停止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富于理想主义色彩的毛泽东，其实一直把这个新村之梦珍藏于心底，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放飞梦想。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1925年，在存在7年10天之后，少年中国学会因为内部分裂严重而自动解散。但毛泽东似乎并没有忘怀少年中国学会。1945年7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褚辅成、冷遹等6个国民参政会成员，以私人身份为调解国共之争访问延安，毛曾与“少中”会友、时为青年党领袖的左舜生进行一整天的长谈。后来赴重庆时，毛泽东曾一度透露出重建少年中国学会的念头，并与“少中”发起人之一的周太玄商讨过重建“少中”的问题。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灵魂人物王光祈，毛泽东更是念念不忘。据说建国后他曾托陈毅四方打听，当得知王早在1936年就去世时，感慨不已。(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曾辉)

“毛大哥”的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生命禅院第二家园生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