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大同理想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郑泽黎
[内容提要] 先秦儒家大同社会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尊老爱幼、充满仁爱的社会风尚；“选贤与能”的仁政德治；“讲信修睦”，高度文明的道德水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藏富于民的社会经济；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孔子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互补性，能够为我们创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可贵的借鉴：法制与德治的互补；人性的异化与同化的互补；市场竞争与“讲信修睦”的互补；重利与重义的互补；为己与为公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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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大同理想，集中反映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自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大同理想所描绘的美好社会画图，为我们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一
根据《礼记·礼运》所载，孔子大同社会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1）“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2）尊老爱幼、充满仁爱的社会风尚；（3）“选贤与能”的仁政德治；（4）“讲信修睦”，高度文明的道德水平；（5）“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藏富于民的社会经济；（6）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1．“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
“天下为公”，即天下为公共的天下。“公，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十三经注疏·礼记礼运注》）。既然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人一姓一家之天下，那么天下民众有权决定执政者的任用与废除，并通过公众选举来实现这种民主权力。所谓“禅位授圣，不家之”，即是说权力不是私家的，不应世袭，而应当把权力授予那些为天下公利无私奉献的人即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圣人。微子、箕子、比干为民反抗暴君，无私牺牲生命，孔子称为“殷有三仁”（《论语·微子》。以下所引《论语》，只注篇名）。尧舜禹贵为天子，却“菲饮食”，“恶衣服”，“卑宫室”，完全不为自己着想，一心功利于天下，孔子以圣人许之（《泰伯》）。“圣”是孔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圣”的目标是“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博施广济”实现的是“天下之公利”，一个人如果能达到“博施广济”的至圣境界，他就能得到公众的拥护。孔子的继承者还进一步认为，“圣人”并不是某人或某些人的专名，只要通过“内圣外王”的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这不但肯定了人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更肯定了人人都有被选举为领导人的权利。
2．尊老爱幼，充满仁爱的社会风尚
大同社会充满仁爱，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孔子重视家庭关系，认为一切社会关系均源于家庭关系。孔子对家庭伦理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其中“孝悌”是家庭伦理的核心。子孝，不仅指子女在经济上赡养父母，还要在精神上敬爱父母；不仅使父母衣食无虑，更要使父母快乐无忧。在孔子那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父母慈祥子女孝敬，兄长友爱弟弟尊重，丈夫仁义妻子顺从。这种关系体现了朴素的平等观念，与汉儒“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具有本质的区别。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的和睦相处，彼此敬爱，幸福欢乐，是整个社会和谐安定的基础，即《周易大传·家人》所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孝”源于纵向血缘关系，孝德向社会的扩展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悌”源于横向的血缘关系，其向社会的扩展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作为家庭伦理的“孝悌”向全社会扩展即为“仁者爱人”、“泛爱众”，这是孔子伦理思想的基本命题。“爱人”的具体实践方法就是在孔子伦理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从积极的方面看，“忠恕之道”表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所希望的，也要帮助别人得到；从消极方面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自己所不希望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家庭伦理向国家扩展就是“忠君”。“忠君”是“孝亲”的延伸，即“移孝作忠”。“忠君”固然有忠于国君之义，但儒家“民为邦本”思想决定了“忠君”的内涵绝不仅仅是忠于国君，它更重要的含义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如果人们能自觉地把作为家庭伦理的“孝悌”之道扩展到整个国家和社会，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就会形成一种尊老爱幼、相互友爱的社会风气，使社会充满温馨和仁爱。
3．“选贤与能”的仁政德治
孔子主张仁政，以德治国。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包括君主正直仁德和选贤任能两个方面。孔子说：“使有司日省而时考之，进用贤良，退贬不肖，然则贤者悦而不肖者惧，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则四海之内无刑民矣”（《孔子家语·王言解》）。其中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四者属于仁政德治，其余三者为选贤与能。孔子要求士人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鼓励人才积极入世；他主张无论社会地位高低，无论富贵贫贱，只要是人才，都可以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选拔出来，担任社会公职。孔子要求“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认为执政之道莫过于尊贤：“仁者，亲亲为大；义者，尊贤为大”（《中庸》），尊贤是实行仁政德治的必要条件，因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而“尊贤”的具体做法就是“尊五美、屏四恶”，把那些具有“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五种美德的君子选拔出来加以任用，而摒弃那些暴、虐、贪、贼的人（《尧曰》）。如果君主正直仁德，再加上贤才辅佐，则仁政德治就能顺利实施，天下也就安定和谐。
4．“讲信修睦”，高度文明的道德水平
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是一个“讲信修睦”、文明礼貌的道德社会。在大同社会中，人们行事都出于公心，做到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自身也，不必为己”，在这种无私为公高尚情怀的陶冶下，人人都成为具有很高道德水平的谦谦君子。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忠、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刚、毅、勇、敬、直、逊、慎独等一系列道德原则，得到很好的实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集体无意识的良好习惯。在大同社会，社会利益的分配完全可以通过道德调节来实现，高度文明的道德水平成为社会公平与安定的根本保障。由于道德具有使社会“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力量，法制在这里也就成为多余。
5．“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藏富于民的社会经济
孔子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生活富裕的社会。孔子主张搞好经济，并把“民富”放在为政的首要位置。“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搞好经济的目的是富民，《尚书》有“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的典训，以民富为国强的前提。孔子在规划国计民生时，有一整套目标和措施，这就是有名的先富后教政策（见《子路》）。孔子的治国三政“足食、足兵、民信”，都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积累有关。孔子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孔子希望通过厚施薄敛、博施广济、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均衡贫富等措施来提高经济增长率，使得“人尽其才，地尽其力”，从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
6．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孔子追求的大同世界是一个人人皆得安适和乐的社会。首先是社会安定，人们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没有罪恶，没有偷盗残杀，不用刑罚，外出不闭户，社会安全稳定。其次是人人安生。在大同社会中，每个人不仅善待一部分人，与朋友共财，修己安人，而且善待一切人，使老有所安，少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利益民众全体，实现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人人安适和乐。在大同世界，不仅社会安定，人们衣食无虞，而且幸福快乐。孔子在与学生畅谈人生理想时，极力赞赏曾晰所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曾晰所描绘的人人安适和乐的美好生活，与孔子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难怪孔子在听了曾晰这番话后，不禁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二
孔子大同理想的终点是“和”，出发点是“仁”，即从“爱人”的愿望出发，由家庭而社会而国家，达到政治的和谐、经济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并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我们已经进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和谐带来一些消极因素。笔者认为孔子所追求的大同理想，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具有互补性，能够为我们创建现代和谐社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1．法制与德治的互补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健全的法制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保证，这是不错的。但法制却不是万能的，它虽在生产流通领域作用很大，能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而在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分配领域却作用有限，因为它不能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在这一点上，刚性的法制不如弹性的德治。我们知道，社会分配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初次分配，以市场分配为主，主要是经济体内部的分配；二是政府再分配，以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手段为主；三是社会再分配，以人道援助、慈善捐赠为主。初次分配的公平，靠的是企业的人性化管理；政府再分配的公平，靠的是税收、转移支付向弱者的倾斜，我国政府取消农业税就是为了第二次分配的公平而制定的政策；社会再分配的公平，靠的是人们的善良和觉悟。从三个阶段分配的机制来看，要保证分配的公平，主要靠德治和人的道德觉悟，法制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是市场运行的四个轮子，缺一不可，而生产和流通是为了更好地分配和消费。正上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不如说市场经济是以法制为手段的德治经济。孔子仁政德治思想在分配领域里的体现是“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由于“均无贫”，只要分配公平就不会造成贫富悬殊从而影响社会和谐。这里的“均”指的是分配的均衡、公平，而不是平均，更不是平均主义。可见，现代法制与传统德治的互补，是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途径。
2．人性的异化与同化的互补
市场经济以分工、交换为基本特点。分工是交换的基础，分工越精细合理，交换就越发达，从而市场经济就越繁荣。然而，分工的精细化是一柄双刃剑，在带来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极端精细化合理化的分工会导致人类自身的“异化”。由于分工的极端精细化，人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机器文明，于是人失去了人类本来的生活，即通过自身的劳动客观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主体地、自由地加工自然的生活。同时，追求利益的市场交换又加重了这种“异化”。货币作为最普遍的流通及积累手段，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以货币为目的的交换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表现为交换手段即物量关系，这就严重弱化了人的社会本质，从而使人际关系疏离化，人与人之间缺少亲和感。而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原则实现人性的同化，恢复人的社会本质，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就是他的大同理想。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人性异化与孔子所追求的人性同化是可以互补优化的。
3．市场竞争与“讲信修睦”的互补
竞争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运行机制。竞争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活力，并形成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有效率的开发利用，促进生产经营的高效优化。然而，竞争既是市场发展的动力，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引起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如恶性竞争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无效耗损，片面追逐经济利益导致的人格异化，坑蒙拐骗导致社会道德的失衡等。竞争的消极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竞争参与者之间缺少诚信与必要的协调合作引起的，而孔子的“讲信修睦”正可以给予竞争以补益。如果把孔子追求和谐、注重合作、提倡诚信、主张谦让的思想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以此来调节竞争的失序性，使“讲信修睦”与竞争互补，就可以使市场经济争而不乱，争而无伤，既充满活力，又健康有序地发展。
4．重利与重义的互补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直接目的，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过于重利，甚至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则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市场经济正常秩序，更会失去人类经济活动的本来目的。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不是经济行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而只是现实目标，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经济行为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人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最大化地实现自我。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满足；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的富有程度，更取决于社会的承认与评价。因此，重利与重义是不可偏废的。孔子主张利义并重。在孔子那里，“义”有“天下公利”之内涵，因而孔子所说的“重义轻利”并不是否定利益，而是讲公利重于私利，私利服从公利。如果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不忘“义”，就会避免许多纷争，使市场经济健康和谐地发展。从这点上讲，重利与重义是能够互补优化的。
5．为己与为公的互补
市场经济是以承认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差别为前提的，功利性、为己性是它的主要特征，而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价值规律是统摄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则。这种功利性、为己性特点和等价交换原则一旦超越经济领域而扩张到一切生活领域——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就会诱使人们把一切生活价值、人生价值变成可标价交换的商品，导致拜金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发生。同时，由于市场是以个人对自我利益的关心为驱动力来激励个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这种激励机制会强烈地诱使人们在道德上采取极端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由市场经济的为己性特点所引发的道德上的消极因素，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仅靠个人利益的驱动机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注重公利和群体利益的思想和行为。正因为如此，孔子重“公义”、重群体的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为己性是可以互补的。既然“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那么天下人都应当为“公”天下出力，都应该具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自身也，不必为己”的情怀，做到“公义胜私欲”，“国尔忘家，公尔忘私”。虽然孔子伦理思想中有忽视甚至轻视个人利益的不足，但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对群体有责任心和义务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孔子的大同理想，只是他对美好社会的一种憧憬和对上古原始民主时代的一种向往，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自己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才退而求其次，为实现实实在在的“小康”社会而奔忙。即使如此，孔子的大同理想仍然具有很强的现代意义，能为我们创建和谐社会提供可贵的借鉴。
作者：郑泽黎（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该文为第三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2007>“和谐社会建设与青少年工作创新”征文论文）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办公室供稿）
文章来源：中国青少年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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