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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小庆：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
发布时间:2013-01-11 10:36 作者:谢小庆 点击: 7381次
作者：谢小庆，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测量分会副理事长。
从1967年到1978年，笔者曾经有11年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经历，曾经在生产队中挣过11年的工分。2012年6月24日到7月1日，笔者走马观花地走访了7个以色列公社（Kibbutz，基布兹），获得了一些直观印象。
以色列的公社已有百年历史。“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为“集体定居点”，也可以称为人民公社或集体农庄。最早成立于1909年，当时还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些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犹太移民到中东开展犹太复国运动。他们看见的并不是《圣经》上所说的 “流着奶和蜜” 的地方，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怀抱社会主义的理想，他们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些集体拥有的独立农场，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这种类似于我们人民公社的经济体一直运作下来。目前以色列大约有300个左右的基布兹，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左右。2012年6月24日到7月1日，我访问了以色列的7个公社。
共存的生活
公社最突出的特点是“共存”。成员的生活水平大致接近，没有巨富，也没有赤贫。社员们没有工资，只领取有限的“零花钱”。所有的大开支都由集体负担，吃饭，住房，汽车，大件家电，医疗，养老，儿童教育，继续教育，全部由集体负担。
集体食堂以自助餐方式提供丰富的、品种多彩多样的、制作专业的食品，免费不限量供应。社员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烹调，集体超市也免费提供各种烹调原料和佐料。社员的“零花钱”基本可以满足自己某些其他的特殊需要，如化妆品，礼品，旅游度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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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原则
从1958年开始，公社曾经在中国农村广泛存在过。以色列的公社与当年中国公社的最重要的区别是自愿原则。
加入以色列的公社完全是自愿的。可以自愿加入，也随时可以自愿退出。
秦晖曾说：乌托邦没有错，错的是强制。这是非常清醒的话，对此，笔者非常赞成。在以色列的公社中，绝对不存在强制。谁也没有权力强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谁也不可能强制他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人有归属的需要，需要归属于集体，归属于朋友，归属于亲人，归属于家庭。渴望归属和珍惜自由，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之一，许多人都会为此纠结一生。
爱因斯坦在写于1930年的《我的信仰》中坦率地说出了表现于自身的“古怪的对照”：“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强烈感觉，同我显然的对别人和社会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
归属与自由之间的矛盾是弗洛姆的代表作《逃避自由》所讨论的主题，也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长期关注的问题。
在中国崇尚“共同富裕”的时代，许多人具有归属感，在吃饭，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具有安全感，但牺牲了太多的自由，尤其是牺牲了发大财的自由。
在中国崇尚“部分先富”的时代，虽然人们并没有获得言论、结社方面的自由，却获得了发大财的自由，在个人自由方面确实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一些人开始感到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存在归属（情感，安全）与自由的需要和渴望。但是，在归属与自由的冲突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个别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偏好。
以色列的公社，为那些具有更强烈归属和安全需要的人，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使他们可以选择更符合自己个性特点的生活方式。
建立于宪政和市场经济平台之上
以色列公社是建立在宪政和市场经济平台之上的。以色列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宪政体制。许多次，由于政党斗争，由于政党无法取得执政所需要的议会多数，由于政党无法就政府组成达成协议，以色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有的时候无政府状态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并不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影响到经济的运转。
以色列社会成熟的宪政体制和市场机制，既为公社提供了法律保护，也为公社提供了必要的发展动力。
公社的“大寨之路”
中国山西省昔阳县有一个大寨村。那里，曾经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大寨村民在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通过自己多年的辛勤劳动，改变了自己家乡的落后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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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公社，大都走过这样的一条“大寨之路”。位于加利利东岸的春池公社（ Ein Gev Kibbutz）的创始人之一Esra Klopfe 在《创建和生活在春池公社社区（Kibbutz Ein Gev：creating and living in a community）》一书中，记录了春池公社的艰苦创业道路，真可谓“筚路蓝缕，可歌可泣”。1937年6月6日，第一批垦荒者来到这片贫瘠的荒漠，在荒漠中扎起了帐篷。今天，这里已经被建成一个美丽富庶的社区。春池公社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Teddy Kollek 曾担任以色列首任总理 本·古里安 的总理办公室主任，从1965年到1993年，Teddy 曾连选连任6次当选耶路撒冷市市长，担任耶路撒冷市长长达28年。
在创建初期，春池公社曾经靠从加利利湖东岸挖沙卖给以色列的建筑工地来换取食品。那时，他们要用麻袋将沙子扛上运沙船。书中写道：“扛沙人的肩膀都磨破了。人们骄傲地向他人展示自己肩膀上的伤痕，将之视为自己的‘勋章’”。（第12页）在经常战火纷飞的戈兰高地脚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社员们终于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丽富足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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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访问过的位于死海西岸的“美羔羊（ Ein Gedi）公社”，也是一例。死海西岸是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年降雨量几乎是零。与大寨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相比，自然环境更加恶劣。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像大寨人一样，“美羔羊公社”的社员们也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奇迹。他们在完全“不宜居住”的地方，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迄今也是唯一的有人长期居住的植物园，为自己建设了美丽的家园，使公社的社员都生活在花园一样美丽的环境中。今天，“美羔羊公社”是国际植物园保护协会成员。美国国家地理协会授予美羔羊公社“世界第11奇迹”称号。（2010年1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登了该报记者戴长澜题为 《现代以色列版“桃花源”》的报道，详细报道了美羔羊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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