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人才匮乏-月薪1000元以下

公益人才极度匮乏：近两成从业者月薪1000元以下

自2008年中国进入“公益元年”以来，基金会、NGO等各类第三部门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然而，由于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整体能力与行业发展不相匹配、人才流动及流失严重等因素，阻碍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壮大、创新及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行业整体规模偏小、国际机构陆续撤离中国…

中国公益行业的人才困境已进入集中爆发期，或将严重阻碍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行业自身的探索和外部资源的介入，是解决困境的两个方向.

贺岁片《天下无贼》中黎叔有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公益界。

自2008年中国进入“公益元年”以来，基金会、NGO等各类第三部门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然而，由于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整体能力与行业发展不相匹配、人才流动及流失严重等因素，阻碍了中国公益行业的壮大、创新及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行业整体规模偏小、国际机构陆续撤离中国、社会对公益需求增加的现实压力下，公益界开始意识到人力资源对公益行业的重要意义。

在“公益人才困境解决之道”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曾给出了公益人才困境的解决方法：“ 一是增加人才储备，特别是加强专业培训和人才教育;二是要增加行业的吸引力，把真正有能力有潜力的人吸引到公益行业中来。”

面对公益人才方面的诸多问题，一些有远见、行业意识较强的公益领袖及组织，纷纷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2013年10月19日下午，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北京举行“银杏道，伙伴路”—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以下简称“银杏计划”)2013年迎新暨毕业典礼活动，揭晓了2013届银杏伙伴名单;10月28日，友成基金会发起的“小鹰计划”开始第四期学员的招募;11月底，基金会中心网、万通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必修课”将迎来第二期学员。

上述由三家基金会及机构发起的公益人才培养项目，分别针对公益创业人才、潜在的公益领导人及主要的基金会秘书长，在当下不断涌现的公益人才培养项目中堪为代表。


公益人才困局

在成为“银杏计划”伙伴之前，民间公益助学组织“担当者行动”总干事官文宾的生活一度陷入窘境。自2008年7月大学毕业后，官文宾就全心投身公益，但微薄的薪资难以偿还大学时欠下的助学贷款，更无力顾及远在农村的家庭。

现在，“担当者行动”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官文宾也开始思考从量到质的转型。“我个人的发展依然存在瓶颈，个人能力与机构的转型还存在不匹配之处。如果这一瓶颈得到突破，我将更好地带领组织进行二次创业。”官文宾告诉《中国慈善家》。同时，由于行政经费紧张、工作量大，“担当者行动”的全职员工均面临严重的生活压力，导致机构出现了人才流动大、稳定性差等问题。

与官文宾一样同为“银杏计划”伙伴的司占杰，是云南真爱社区康复发展中心的领导人，200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云南从事麻风病患者的社会融入工作。由于身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司占杰感受到的个人与机构困境尤为明显。在申请成为“银杏计划”伙伴的材料中，司占杰写道：“这些年来，特别是结婚以后，经济上的压力让我产生了顾虑，影响了我在公益道路上大胆地前行。不知不觉中，100块钱在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于是我们选择去城中村和路边摊买东西。人生走到30岁这个点，只顾自己有点不现实了。”

在司占杰看来，做公益也需要理论和技术支撑，但其专业能力一度难以得到提升，高端人才也无法被吸引常驻云南。特别是在海外机构逐渐撤离的当下，公益机构所获得的支持开始萎缩。

相比“担当者行动”和云南真爱社区康复发展中心等草根NGO，基金会则是公益行业里的“高富帅”，但在人力资源上同样面临困境。人手不足、机构领导人与团队成员的能力悬殊等，是公益基金会普遍面临的问题。

10月21日，平日有十几个人办公的南都公益基金会办公室，只有五六个人在工作。近期，南都公益基金会上下都在为一个重要活动而忙碌。“很多同事累得不行，申请了调休，我自己也有点透支。”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洲鸿说。

万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曾供职于大型国际机构，目前他最头疼的问题，是机构员工的能力达不到要求。“如果下属不能对你的工作提出挑战，这个行业的发展就很难令人满意。”

2010年12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公益人才发展及需求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普遍反映专业人才匮乏，从业人员缺乏公益领域的能力、经验和专业知识，同时也缺乏吸引优秀专业人才的机制，严重制约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具体而言，招人难、人才流失严重、缺乏发展型人才，是公益组织在人才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公益从业者待遇低、发展空间小、社会保险差等。

与公益基金会相比，草根NGO的人才困境更为严重。

《报告》显示，中国约90%的NGO从业者的月薪在5000元以下，18.4%的NGO从业者无固定收入或月薪在1000元以下。月薪在5000元以上的仅占11.5%，且多为基金会工作人员。

虽然NGO组织基本薪资与全国平均水平趋同，但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行业差距很大，上升空间小。“美国公益人的薪酬比其他行业低20%30%，管理层收入与其他行业的差距不会太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告诉《中国慈善家》。据李劲观察，“美国的基金会其实是一班‘牛人’在做，因此美国基金会从业人员的工资不会差。”

《报告》还指出，近40%的中国NGO组织未给员工提供社会保险，而在提供社会保险的NGO中，提供完整五险一金的不到20%。此外，NGO 从业者还必须面对繁重的工作量，20%以上的NGO从业者表示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

做大“池子”好养“鱼”

显然，人才问题已成为公益行业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壮大公益慈善组织的规模，进而提升公益行业的整体实力，并引导公众加深对公益的认知度，正是解决公益人才困局的核心所在。

“整个公益行业的资源太少，水太浅了，稍微大点的‘鱼’就呆不住。”李劲说，“应该提升公益行业的整体规模，做大基金会这个‘池子’。”

据李劲观察，现在很多基金会即使有钱也不做资助，即便做资助也把口袋捂得过紧。他认为，基金会应该多给NGO“放水”，让资助往人才培养方面倾斜，“此外，如果政府能够给公益从业者免个人所得税，客观上也会对缓解人才问题有所助力。”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也表示，本土基金会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基金会处于公益产业链上游，具有资金优势。基金会不仅应该资助草根组织开展公益项目，更应该关注草根组织的人才成长。尤其是在‘洋奶’(境外资金)减少的情况下，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基金会投资于公益人才的发展，开展各种各样的支持公益人才成长的项目，这将对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中民慈善捐助中心的信息显示，社会捐赠的90%都进入了政府慈善系统、基金会等强势机构，仅有1.3%的社会捐赠进入草根NGO。此前，由于有大量的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草根NGO的生存困境并未特别凸显，现在由于西方经济不景气，加之认为中国草根NGO实力已有所提升，来自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日益减少。

“做一个新项目需要项目调研、人员招聘、项目设计、专家论证及对外传播等额外投入，但很多企业和基金会往往不愿意资助这部分，不少NGO只好自己贴钱完成项目。这样做的后果是，NGO从业者和机构二者都得不到成长，且越做越累。”刘洲鸿说。

除了做大公益行业的“池子”，章高荣认为，改变公众对公益的认知亦很重要。“解决公益人才困境的核心在于壮大公益慈善组织的规模，公益慈善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自然会增强。此外，人才困境还与公众对公益行业的认知偏差有关。”

现在，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公益研究院、友成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等行业翘楚，都在探索壮大公益行业的“池子”。然而，“‘做池子’是投入产出比最不明显的事情，绝非几家机构的努力就能促成。此外，非公募注册放开后，很多原有的企业捐赠，可能转向自己运作。这对很多慈善组织来说是新的压力。”章高荣不无忧虑地说。

虽然很多企业可能会与基金会展开竞争，但对于解决公益行业的人才问题，这种竞争也有好的一面。据章高荣观察，自2012年起，中国公益行业开始进入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期，这表明公益慈善组织对专业化人才正更加重视。


人才培养革命

对于任何一家公益机构而言，人力资源的意义都毋庸置疑。“人力资源实际上是公益机构最宝贵的资源，是战略制定和实施最重要的保证。”李劲说。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最早探索行业人才培养的机构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后，很多草根NGO都来向其申请资助。在项目结束后的评估过程中，南都公益基金会发现这些NGO自身并没得到多大提升。“很多企业和基金会往往没有给NGO预留团队建设资金，致使NGO的团队能力得不到提升。反过来，这些企业、基金会却指责NGO能力不足，进而停止资助，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刘洲鸿说。

为破解这个怪圈，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10年提出“战略性资助”的概念，即投入比较大的资金额，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内关注行业的重大问题，此后，基金会相继锁定了人才成长、机构支持这两个方向。

2010年年底，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计划”开始试点。“银杏计划”是一个资助青年人突破成长瓶颈、帮助其成为公益领域的领导型人才的长期计划。主要资助对象为草根机构的领导人或创始人，不排除学者、媒体人、个人行动者和未来的NGO领导人。该计划同时倡导社会各界一起支持公益人才，搭建公益人才成长的支持体系。针对上述资助对象在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认同和自我能力提升方面的需求，“银杏计划”的资助内容包括一年的10万元人民币、连续三年的资金支持和一年两次的集体活动，以及有针对性的资源推介及媒体宣传。

“银杏计划”有严格的筛选流程，包括推荐人推荐、初步考察、受邀申请、深入考察、专家面谈、成为伙伴六个步骤。今年，“银杏计划”推荐人推荐了200多个候选人，基金会通过初步筛选，做了60多人的背景调查，最终发出24份申请书。此后，基金会用时80余天，分别前往10个省，对其中的21名申请人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形成10余万字的报告。在秘书处初选出13人之后，专家评选环节最终通过了12人。

“我们致力于寻找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富有潜力的那批人。我们的资金也很紧张，要把它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我们希望‘银杏计划’成为有质量的品牌，进而获得更多的外部支持。”刘洲鸿说。

事实上，相比资金支持，“银杏计划”伙伴们对于自身所获得的学习机会更为看重，南都公益基金会对“银杏计划”伙伴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他们最为迫切的需求并非资金，而是伙伴网络、专家评委的点评，以及后续的海外考察机会。

“加入‘银杏伙伴’计划后，我感受到各地优秀公益人的坚持与热情。这种相互连接、相互支持的网络给了我很大动力。在中国公益刚起步的季节，这样的生态群落建设尤为重要。”“雷励中国”联合创始人、“银杏计划”伙伴陆丰说。

与“银杏计划”主要针对草根NGO领导人不同，李劲主导的“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必修课”项目，则聚焦于基金会领导人的能力提升。在李劲看来，基金会处于行业上游，资源比较多，如果缺乏全局视野、系统化支持的思路，下游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他主张高举高打，先抓住3000多家基金会里的10%，用企业培训的思路和方法来培训这些基金会的秘书长，进而影响整个行业。

“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必修课”项目在长江商学院进行，通过冯仑的私人关系，一些知名企业家亲临现场授课。“优秀的基金会及秘书长是公益行业的关键点，先把这些‘大鱼’喂大，然后‘大鱼’会想办法给‘小鱼’找食吃。”李劲说，“未来，我们要成立一家公司，研发新课程。”

除了“银杏计划”和“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必修课”，由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和安利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安利公益基金会出资1000万元开展的“中国公益慈善人才培养计划”，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院开办的首个国际慈善管理EMP班，以及由友成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联合发起的“百人计划”，也是公益行业颇为知名的人才培养项目。

“现在到底有没有一套培训体系能够供给需求，这个问题值得深思。”章高荣说，“但是，没有投入，这个行业永远得不到成长。”

引入人才增量

除了培训自救，重视公益人才的增量，即引入新的公益人才和企业家介入，是解决公益行业人才困境的另一个方向。

在章高荣看来，各类培训项目只能起到微调节作用，只有整个行业的重视才能从宏观上解决人才问题。“企业家资源的介入意义重大，他们更注重资金使用效率，且能带动外部能力较强的人进入公益行业。这些人只需稍加公益化，成长速度会很快。”章高荣说，“增量进来后，整个公益行业都会得到提升。如果仅靠圈子里的人做，很可能出现越做越穷，且掌握不了话语权的窘境。”

李劲也非常看重公益人才的增量，他曾接触过不少事业成功之后介入公益事业的人，包括公司的CEO及高级管理人员，也有一些30岁左右就过上中产生活后进入公益领域的人。“公益人才增量主要是一批实现了财务自由的跨界人才，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有社会关怀。”

潜在的公益领袖以及具有公益情怀的人，亦是公益行业人才增量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友成基金会已做了很多探索，“小鹰计划”和“创业咖啡”是其中最为成功的尝试。

“小鹰计划”每年选拨20多名潜在的公益领袖，通过为期一年的基层实践、参与式教学与陪伴成长，从意识、知识和能力三方面培养新一代青年的公益精神、社会责任感、领导力和基层经验，激发他们“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立足基层，放眼世界”的热情与理想。

“公益行业充斥着大批高意愿低能力的人。我们希望给这些潜在的中国公益领袖一个自我探索的机会。”“小鹰计划”项目总监李佳琛说，“商业领域有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即优胜劣汰的机制，人才在商业领域更容易成长。我们并非要让‘小鹰计划’学员都进入公益行业，项目结束后他们可以进入政府或企业，等具备很强的能力后，再怀着公益之心进入公益领域，那时产生的能量要大得多。”

“创业咖啡”旨在启蒙大学生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在培养创业能力的基础上，倡导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当前公益创业大赛的项目很多，但是拿奖的都是一些老面孔，这其中肯定有不对的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在大学进行社会创业的启蒙教育。”友成基金会“创业咖啡”项目官员彭天说。现在，依托网络直播技术及在合作高校中开设学分课程，“创业咖啡”的合作高校已达几十所，受益人群达3000多人。

“大学生会用创新的眼光接受传统的价值观，把人才培养的触角延伸到大学生群体，能够推动中国公益行业的未来发展。”友成基金会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零慧说。

卢德之：公益组织发展必须要摆脱权力的链条

亿万富翁、华民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卢德之的人生阅历非常丰富，他曾经进过工厂，下过农村，做过村长、副乡长、处长，搞过国企改制，下海经商20年。



经历过创业艰难，在事业成功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去。

2012年，他和王文彪、黄怒波等慈善家陆续宣布捐赠上百亿的大额资产，媒体称中国慈善从此跨入百亿捐赠时代。

经历过早年创业所经受的艰难与压力，这位出身寒门的80年代大学生，目前积极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热心资助贫困大学生就业项目

作为大陆地区原始出资额最大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他关注弱势群体，“站在鸡蛋那方”，坚定认为，公益组织要发展，必须要摆脱“权力的链条”。

《21世纪》：你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创新的突破点何在？

卢德之：我认为突破点很多，这几年来，方方面面都在突破。但是我更看重基金会的突破，即基金会跟历史上的规模化的重要改革。中国的基金会分两类，一类公募基金会，一类是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发展。非公募基金会，是近几年的事情，发展也很快，应该说发展的速度、两个基金会都差不多，目前加起来已经到了5000多家，但是目前政策不配套，相关法律制度未成型，不能有效地支持基金会，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成长。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但是从中国现在的角度来看，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史上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口。

《21世纪》：华民基金会目前在做一个支持大学生就业的项目，当下很多组织更多去选择支持大学生创业，为什么要做支持大学生就业项目而非创业项目呢？
卢德之：首先，对这一代大学生来说，就业是一个难题。实际上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大学生就业至少是不满意，甚至根本无法就业。对于富裕人家的孩子来说，他可以继续再深造，或者到国外读书。对于贫困的孩子来说，大学毕业就失业，无论是对于大学生本人，还是对他们的家庭，是很难以接受的。像我们村里，基本上集全家的力量支持一个大学生读书。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不是一个家庭问题，而成为社会问题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就业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确实非常地重要。

其次，这与我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的经历比较奇特，真正成为一个企业家就是近几年的事情，我下海20多年了，前10多年都是在背着债务，承担着很大的压力走过来的。这种压力，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是承受不了的。我不是不鼓励创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创业的压力是很大的，而成功的几率不会太高。所以如何来鼓励创业，对我来说是唯一一个没有想明白的问题。以后是否在创业方面支持大学生创业做一些文章，开辟一个新的领域，加强新的支持力度，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21世纪》：你认为未来中国公益组织发展的格局会是怎样的？

卢德之：政府应该做政府的事情，至少把公益组织发展的权力留给民间。我们大家都看了“郭美美事件”。按道理来说，如果公益者在民间，这个事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对石油公司不满，我还得给汽车加油，对学校不满，我们还得去读书，但是对慈善不满，很简单我不给你钱就行了。整个的链条中间，公益组织处在一个最薄弱的环节上，他最容易挨打。就是自己搞腐败，别人也会插在这里。一旦出事受伤的，受打击的始终是公益组织。它不应该站在权力的链条里面，就是应该回归到民间，一旦回归到民间它的生命力就能够被激发。

佳玥：期待联姻艺术与公益

佳玥从法国迁居北京后，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能在两国年轻的艺术家之间、艺术与公益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十月末，在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法国前总理、参议院副议长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特地到场，向佳玥(Christine Cayol)授予了代表法国政府最高荣誉的“法国骑士勋章”，以表彰她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所做的杰出贡献。

“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万分荣耀的时刻，更是对中法艺术交流的肯定。”佳玥说。这位出生在巴黎的法国女性用“缘分”来形容她与中国的联系。
佳玥，哲学家，拥有法国高等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创建欣德新思，以艺术和文化的方式帮助企业领导人提高视觉、听觉和整体的感觉能力，从而进一步发展其敏感智力，使其更具创造性。2003年，她迁居北京，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了解。具有哲学、艺术背景的她立刻被中国文化所吸引，同时也意识到，两国年轻的艺术家们“并不了解彼岸所发生的、激动人心的变化”。

2011年，佳创办的“艺术8”落户原中法大学旧址，并设立奖项，用于资助优秀的年轻艺术家进行文化交流。她坚信，资助艺术就如同在教育、扶贫和环保领域的投资，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艺术8”对于艺术与公益联姻的探索，或许也能为中国公益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艺术是社会的重要部分

在谈到公益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谈到贫困、教育和环境问题。但是对我而言，文化和艺术对于社会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并和社会财富是息息相关的。财富、教育和艺术对于社会发展是同样重要的，缺一不可。而艺术与公益最直接的交集，就是社会对于艺术家的帮扶。

在中国，遇自然灾害时，艺术界会拍卖一些作品捐给公益界或者让受助人直接参与到艺术中。同样的事情在欧洲就不一样，欧洲人的思维很直接，如果在欧洲发生自然灾害，大家可能不会想到以艺术的形式做公益，而是很简单地直接捐献资金，用来修缮公路和学校。而在帮助艺术家方面，通常也是很直接的资助形式。

而在法国有这样的公益传统，大家愿意把资金投入艺术和文化事业当中去，这些资金一方面来自于政府，一方面也来自于个人。可以说，在欧洲，没有这样的投入，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是不存在的。比如，弗朗索瓦一世国王曾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财力和人力，无偿为达芬奇提供住所和工作条件，而这些在经济及政治上的支持却是不考虑回报的。

法国的经济类扶持分两类——商业赞助和资助，而对于艺术的扶持通常是无偿的资助，属于公益慈善的范畴。我认为，在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区分艺术和艺术品市场的关系。我们要知道艺术对于社会和文化的重要性，它可以与教育的价值等同。


艺术公益不应等待回报

我们资助的艺术家需要满足5个标准：一是要年轻，28岁-35岁，这是他们事业的起步阶段，他们更需要帮助;二是这些艺术家已经得到所在领域的初步认可;三是要有开放的文化思维;四是专业上的技巧要过硬;五是要有出色的审美观。

在近三年的时间内，通过“艺术8”，我们已经资助了二十多个艺术家。这种资助不是我买他一幅画那么简单，而是非常系统的。从他的创作开始，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和整个创作期的生活费用。最后，会帮他办一个展览，包括前期后期的宣传，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对于我来说，资助艺术是资助一个艺术家的明天，坚信这个艺术家的明天会更有创造力，会变成一个知名的艺术家，而不是期望艺术家的作品升值。我坚信，这对社会、文化、艺术和未来是有用的，而且是必须的。


艺术公益在逐渐改变中国

对于很多人而言，艺术是一件奢侈品。其实，不管我们经济条件如何，对于生活的美都是需要的。许多艺术家在幼年时都十分贫穷，但这丝毫不影响未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觉得成为一个艺术家，主要是需要想象力，需要有灵感，同样也要学会怎么看这个世界，特别是要爱这个世界。反而我觉得，中国很多小孩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有很多钱。

我尝试用公益活动引导国人的艺术思维方式，但这中间，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有两个：第一，当我们谈到艺术时，很多人会觉得艺术很高雅，是专业人士的事情;第二，很多人会将艺术和商业联系在一起，说这个画值多少钱，包括很多人买艺术品时是作为基金投资的性质买的。

事实上，对于艺术而言，无论好坏，商业上的东西仅仅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的。当中国游客来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地旅游，参观博物馆、宫殿以及私人的府邸、宅院时，都不要忘记，很多是由于私人的慷慨捐助才能够实现，可以确认的是这不是他们简单的经济投入。

在我们的公益尝试中，我们经常带着一些游客在卢浮宫花两个小时只看三幅画，让他们学会欣赏艺术。卢浮宫的艺术品可以让中国公众更好地了解欧洲人的思维和价值观。比如我们去看蒙娜丽莎，不是简简单单和蒙娜丽莎合张影，而是通过蒙娜丽莎了解欧洲的基本思维方式。这些艺术品是整个欧洲思想体系建设的基础，当你通过它了解了一种新的文化，就能更好地了解这种文化下的思维方式，也就能方便双方开展对话，达成合作。

当今的公益人有家庭就是个阻碍发展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一方面要照顾全家的吃穿住行，一方面还要为人类大众、自然、生命受到帮助和呵护，鱼和熊掌怎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