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异端的命运
大家好，这是很扫兴的事情：大家刚看完电影，应该是一位导演或演员坐在这里，结果是我，真是个误会。我没有资格谈论法斯宾德。我跟大家一样，就是爱看电影。《莉莉玛莲》我看过，其他法斯宾德的电影也看过三四部，非常惭愧，我差不多忘了。
通常我谈论一个作者——不论是导演、画家或者文学家——我喜欢了解他的“前后周围”，这样子，作者的位置才可能略微清晰一点。我早年看欧洲电影，会把它想成一个整体，结果在美国看了很多西方电影，发现我错了：欧洲每个国家的艺术和电影非常不一样。我比较熟悉拉丁人的艺术，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德国电影不熟悉。我敢说，我熟悉德国的绘画。
德意志和中国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就是战败、屈辱、落后、自卑。今天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有很多来自德国的经验，什么经验呢？譬如“文明”和“文化”这两个词，最早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五四出现所谓“整理国故”的概念，也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怎么会提出来呢，就是１４、１５世纪意大利发生文艺复兴，１７、１８世纪法国发生启蒙运动，那时日耳曼帝国还是许多小公国组成，很土，很落后。他们被率先成立“共和国”的法兰西打败，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富国强兵”，不然亡国灭种——这和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的危机感非常相似：落后、挨打、急起直追。
在日耳曼地区发生的文化革命，后来蔓延到斯拉夫地区、蔓延到亚洲，包括印度、日本、中国，启动了这些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斯拉夫地区，就是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一辐射过程大致从１８世纪开始。
德国文化就在１８、１９世纪形成自己的大传统。大家知道歌德和席勒发起了“狂飙运动”，出现我们很熟悉的名词：“浪漫主义”——２００４年闹“中法文化年”，有个专家在电视上居然用一个词形容法国，就是“浪漫”，那是胡说，“浪漫”这个词是德国人提出来的，不是法国人——我们常用“浪漫”去形容西方出格的事物，其实不确切的，至少要知道这个词的来源。同时，德国人提出“整理国故”，搜索日耳曼民族的神话、寓言和种种古老文艺，找回民族自信。这也和中国很相似，五四运动有全盘反传统的一派，也有“整理国故”的一派，出现所谓“国学”一说。今天的“国学热”，渊源是五四，真正的渊源，正是德国。
此外，德国在过去两百年出现强大的哲学流派，其中三个人非常重要，一是康德，一是叔本华，一是尼采。同时，世界公认的伟大传统是德国音乐，它的影响来自文艺复兴意大利，但后来居上。“浪漫主义”的音乐、绘画、文学，后来反过来影响到法国、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
德国２０世纪的传统，简单说，就是纳粹传统。纳粹，照中国的说法，早已批臭了，原因是德国既是两次大战的战败国，又是两次大战的挑起国。这种状况，中国人又熟悉、又陌生：我们也是战败国，但中国从未对别国发起战争。所以中国人与日耳曼人虽然都有过自卑感、战败感，但“自强”的概念——注意：“自强”是带引号的——特别是民族崛起的过程，几代中国人经历的心理过程跟德国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德国接受现代启蒙、富国强兵、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比中国早太多了，后来它向外扩张的模式和其他老牌欧洲帝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向来知道德国是当年入侵的“列强”之一，不清楚德国强盛之前，也有过和中国人一样的民族情绪。
还有一个具体的传统，就是德国和美国的关系。这层关系深刻影响战后德国的艺术家。德国战败后，像日本一样，一度被美国接管，美国的文化战略同时渗透欧洲各国。很多１９７０年代的德国艺术家都提到美国艺术的震撼，美国艺术在德国人那里既被接受，也成为一种对抗，持续提供灵感。法斯宾德会使我想起另一个特立独行的德国人，就是博伊斯，博伊斯辈分比他高，参加过二战，受过伤，战争经历影响到他的思路和作品。他是个“行为艺术家”，他的著名概念就是“社会雕塑”，比方说，诸位现在坐在这里，就是一个“雕塑”，他和法国的杜尚成功地将现代艺术从绘画那里带出来，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实验艺术家。
德国还有一点与中国相似：中国被分裂成大陆和台湾，德国被分裂成东德和西德，这是二战的遗产。上世纪８０年代有很多重要的德国艺术家来自东德，他们也有一种分裂的影响来源，一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和中国又很相似，我本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一代艺术家；另一方面，东德艺术家受到战后美国文化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巴塞里兹、基弗、最近刚去世的伊门多夫，还有过去十年被高度评价的里希特。这几个人的成长背景都是东德，他们的历史记忆和西德人有同有异，两德统一后，这几位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影响到１９８０年代在美国登台的后现代艺术。
当代艺术在欧洲过去二十多年最强劲的表现，主要是德国。法国远远不能比，意大利曾经有过“超前卫”运动，后劲弱下去了，英国后来居上，１９９０年代出现了以萨奇收藏集团为代表的一批实验艺术家，但二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德国艺术始终具有旺盛的创造力和内在精神。法斯宾德在１９６０至１９７０年代那么活跃，那么有强度，不是没有理由的。
我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家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德国人分享，哪些完全不能分享？
我想，第一，我们和东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我们完全自外于世界，西方的信息不是多和少，而是有和无的问题。东德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此前接受过启蒙洗礼和资本主义过程，知识分子的品质和中国不一样。其次，毕竟是在欧洲，信息没有完全中断，这很关键。第三，东德和西德共同享有二战记忆，还有１８、１９世纪德意志文化的辉煌记忆，这种集体记忆虽然在东德遭遇压抑，但从未中断。而中国的历史记忆被彻底中断，１９４９年后，我们和台湾就无法分享五四记忆，无法分享整个历史大传统——有没有历史记忆，直接影响到艺术，直接影响创作的内涵和价值观。同样经历自卑、反省、激进，但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悠久，近５０年根本出不了像德国这么多有分量的艺术家。
在我们这里，“特立独行”的人肯定遭遇两种困境，而且是没有出口的困境：一是反体制，你休想，一是反社会，你也休想。从儒家的传统，到当代历史，我们都没有反体制反社会的空间。所谓“反”，不是造反，不是革命，而是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非常难。
像法斯宾德或者博伊斯这样的人，是典型的异端，内心异常丰富、冲突，永远活在痛苦和挣扎中，而且想尽办法表达痛苦和挣扎。德国二百年来的辉煌、屈辱、战败、自卑，这个民族在战后的种种社会状况、人的状况，会格外加剧他们的敏感，他们有许多话要说——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很容易被灭了，别说体制，社会就先灭了你，大多数人就灭了你。可是德国有这样的空间——大家不要误会，德国社会和大众会欢迎他们，不是的，法斯宾德，或者博伊斯，一辈子遭遇公众的误解，活在争议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遭遇压迫。他们的作品走得越远，压力越大，这类压力来自社会层面，也来自部分体制。
同样的例子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前苏联的塔科夫斯基不用说了，还有法国的戈达尔，尤其是意大利的帕索里尼，都是忧郁的、矛盾的、激进的、反社会的。法斯宾德和帕索里尼又是同性恋，更有一层挣扎，帕索里尼同时还是共产党员。他晚年拍了一部有点失控的电影《索多玛１００天》，有一个评价我以为说得很对，说是他的老朋友忽然发现帕索里尼在这部电影里“不喜欢自己了”，这是毁灭性的意识。这也是西方艺术家和我们根本不同的内在气质：他们勇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在作品中整个把自己交出来，无所顾忌，无所畏惧。法斯宾德不是左翼，他更极端，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压制人性的结构。你去看法斯宾德或者帕索里尼的电影，苦恼、阴沉、热烈、极端，骨子里其实异常善良，而且纯真。
我们不要误会他们代表了欧洲文化的常态，不是的，西方的常态就是做生意，但是你反社会，好的，给你小小的空间，让你展示挣扎，在这个空间，有千万知识分子，还有不甘随俗的年轻人，热爱这些痛苦的家伙，哪天他们死了，他们的民族会忽然明白社会伤害了一个纯净的人，于是纪念他，他忽然变成民族的骄傲，人们一天到晚谈论这些唱反调的，有点神经病似的人——这在中国可能么？
德国艺术还有个所谓“民族性”问题，就是，你和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一比较，那种“德国性”就出来了，“法斯宾德”就出来了，你会发现，只有德国会出法斯宾德这样的人物——很抱歉，关于法斯宾德，我大致只能勉强说到这个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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