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文化底蕴

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文化底蕴

谢永新

乌托邦理想社会在文化旨向上代表着一种超越现存的未来社会图景，它是作者对动荡恶浊社会的厌恶而为人类设计的一种根除世间弊端，使人一劳永逸地摆脱有限和缺憾的理想境界，它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乌托邦理想社会是作家以神奇的幻想、大胆的夸张、离奇的情节去描绘的一种虚幻的社会。作家在描绘这种理想社会时，“往往超越事物的局限，打破现实事物的本来联系，往往借助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者用自己的想象去创造出一个幻想世界——乌托邦社会。”（注：陈挺：《中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理想问题》，《比较文学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在中外文学史上，描写乌托邦社会的名篇可谓不少，诸如阿里斯托芬《鸟》中的“云中鹁鸪国”，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的“乌托邦岛”，拉伯雷《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中的“桃源社会”，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神仙居洞天”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都描绘了一个个不存在的地方或虚构的国家，表现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各个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理想社会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思想特征、时代特征和社会文化背景。
　　1 从社会的文化性质上说，文学作品中理想社会的描写，都是作者对当时动乱恶浊社会的厌恶而提出的乌托邦设想，是作家对和平安乐社会的向往和追求。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鸟》中写到，雅典公民珀斯忒泰洛斯及其密友欧厄尔庇得斯，由于厌恶雅典社会那诉讼成风的恶习和无端的纷争，便去寻找新的安乐之地。但他们知道人类社会到处均很恶劣，便决定去向鸟类请教，因为鸟有机会到处飞行，或许知道何处是“乐土”。于是，这两位朋友买了一只乌鸦和一只喜鹊，并在乌鸦和喜鹊的引导下，找到了鸟王戴胜鸟。戴胜鸟热情地向他们推荐了几个国家，然而都不中他们的意。因为他们既不想去贵族专制的国家，也不想去法律触及的地方，既不喜欢去麻疯病人的处所，也不喜欢游手好闲的生活。所以，珀斯忒泰洛斯便向鸟王建议：在神界与人界之间建立一个既不受天神控制也不受人类灾难的鸟国——“云中鹁鸪国”。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写到，桃源人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祸乱，带领妻子儿女来到了这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莫尔在《乌托邦》中揭示了基督教欧洲被各种私利和贪欲弄得四分五裂的状况，因而设想了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一个与基督教政治制度相对立的，其各种制度和政策完全受理性支配的异教徒的共产主义制度。
　　从作品上述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理想社会的文化底蕴在一定层面上展示了人的存在和活动之超越本性，其超越本身涉及到了理想和现实、未来与现存的冲突，它是以否定现存而趋向理想目标，或者说，是以未来规范现在。因而，作品直接或曲折地表现了同一主题的丰富性：烽火连天的战争，动乱不安的社会，邪恶黑暗的现实，灾荒遍地的生活，疾病流行的现象，是造成苦难的人们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希望找到一块和平安康“乐土”的直接原因。只是由于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社会形态不同，因此理想社会各有差异，各有特定的、具体的历史内涵，带有特定时代的印记。在古希腊，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战争中，由于斯巴达人的入侵，雅典城乡到处残垣断壁，瘟疫流行，人民流离失所，阿里斯托芬的《鸟》就是以这场战争为背景，曲折地表达了诗人对灾难深重的雅典城邦的关心。珀斯忒泰洛斯和欧厄尔庇得斯之所以离开雅典到别处去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并不是完全厌恶雅典这个城邦，而是厌恶由于战争带来的种种社会恶劣现象。对雅典和平与安定的关心，是贯穿于阿里斯托芬全部喜剧中的主题。在另一部代表作《阿卡奈人》中，阿氏还通过阿提卡人因与斯巴达签定和约，开展互市贸易而过着安定和平生活，同雅典主战派离家出征、受伤归来的痛苦呻吟进行对比，突出地表现其反对内战、力主和平的进步思想。诗人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战乱频繁：383年的“淝水之战”、东晋末年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402年的“桓玄之乱”等等，战乱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而“陶渊明的家乡浔阳地区常是统治阶级内部兵变厮杀的战场，又是官军与农民起义军血战的拉据地区。”（注：侯爵良、彭华生：《陶渊明名篇赏析·前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由于身处乱世，因而诗人在作品直接地表达了对社会动乱的不安和对政治黑暗的憎恨。“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只不过是借秦说晋，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真风浩逝，大为斯兴”，“蛮无徭役，强者不供官税”，平民百姓苦于战乱饥荒，受剥削压迫而活不下去，因而幻想逃离这残酷的现实去寻找“世外桃源”。以自己一生生活的不幸遭遇来揭露社会现实黑暗、反映平民百姓的悲惨，是陶渊明诗作的一大主题。“共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履历同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主题特征。15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是贵族用暴力掠夺农民土地并以“血腥的方法”强迫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工资奴隶的过程。托马斯·莫尔痛感这社会的黑暗，于是在《乌托邦》中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批判了国王们掠夺性的侵略战争，控诉了封建贵族的寄生生活和镇压穷人的残酷现状，特别是谴责了圈地运动“羊吃人”的现象，并进而设想了一个作为现存制度的参照物——海岛上的理想社会。可见，作家们对乌托邦社会的展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他们被相类似的社会冲突和思想感情所激动，于是不谋而合地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相类似的社会问题，创造了相类似的理想社会。
　　2　从社会的文化旨向上看，理想社会代表着一种超越现存的未来社会图景，一种人们所追求和渴望的完美无缺的自然生活环境。在《鸟》虚构的“云中鹁鸪国”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不合理的法律，也不需要金钱，因而也就没有剥削、敲诈、欺骗等现象，这里的一切生活都是自然的生活。而与之相对照的却是充满种种罪恶的雅典城邦。诗人通过对逆子、舞师、讼师、预言家、历数家以及戏剧比赛评判员等各色人物的具体描写，全面批判了雅典城邦那诉讼成风的恶习、自相残杀的法律、贪污受贿的行为、敲诈欺骗的劣迹以及坐享其成的寄生生活等等丑恶现象。在陶渊明笔下的“桃源社会”，土地肥美、房屋整齐、松竹苍翠、交通便利、鸡犬相闻，人民辛勤劳作，自食其力，各得其所，男女老少充满喜悦之情，过着无忧无虑、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与之相对照的却是野兽横行、生灵涂炭的晋宋时代。作者把美好的“世外桃源”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以“嬴氏乱天纪”来谴责造成“邻老罕复遗”的战乱灾难，借“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来否定造成百姓疾苦的剥削压迫制度，用“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的向往心情来揭露“大伪斯兴”、“举世少复真”这个风气败坏的社会。《巨人传》中的“德廉美修道院”建筑壮丽，环境幽雅，装饰精致，设备齐全。院内不仅有花园果林，亭台楼阁，还有美容院、理发馆、动物园、演武厅、运动场、图书馆等。在那里，人们“随心所欲，各行其事”，既可以受到全面发展的教育，又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这是一个自由平等、人人互爱的理想社会。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欲和称霸世界的野心挑起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者在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掠夺本性的同时，对贪赃法官，特别是黑暗的司法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揭露其是非不明，曲直不分：“他们说邪行是美德，称奸恶是善良，视叛逆是忠诚，以抢劫为正义。”
　　歌德说：“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于通过幻觉，产生一个更高真实的假象。”（注：歌德：《诗与真》，《西方文论选》（上卷），第446页。）乌托邦社会本是不存在的， 但作者为了使自己所展现的理想社会具体真实可信，于是采用虚构形象的手法进行描绘。但这种虚构是对未来的洞察，是积极进取的意识动态的反映。理想社会的文化底蕴在这个意义上就表现为作家不满足和不逃避现实，要求和积极争取自由平等，并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探索新型社会原则，这将能给苦难中的人民以理性上的指引而不仅仅是官能性的满足或感情上的安慰。乌托邦的虚构包含着一种引导或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内驱力，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就把乌托邦看作人的一种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内在的创造潜能。他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现状，而是唤醒生活，唤醒人类内在的、酣睡的乌托邦能力，激励起人们超越现存的创造性冲动和批判精神，从而促使一个凭着人的首创精神而存在的人的世界的诞生。艺术，也是对于这种理想的真实的追求。
　　3　 乌托邦社会以某种公开的或潜在的方式为人类设计了一个完善完满的、永恒和无限的结局，设想了一种可以解答一切历史之谜，根除人间弊端，使人一劳永逸地摆脱有限和缺憾的理想境界，并且把这一境界作为历史进程的现实目标和价值指向。由于作者的世界观不同，乌托邦的价值指向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分——前者改革现实，而后者逃避现实，保守落后。《鸟》和《桃花源诗》在理想社会的结局设计上就体现了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指向。《鸟》中的珀斯忒泰洛斯与他的朋友是有意的、积极的寻找，是理想社会的参与者。作品具体描写了他们如何厌恶人类社会的丑恶现象，如何去向鸟类请教，找到鸟王，向鸟王提出建议和向鸟群讲述计划，并参与建造“云中鹁鸪国”，后来又如何和神的使节谈判并迫使其答应条件，最后鸟国终于取代天神，喜剧在欢乐的歌唱中结束。而《桃花源诗》中“忘路”的渔人却是诧异的、消极的寻找，是理想社会的局外人。陶渊明在作品中从头至尾地记叙了渔人怎样“忘路”，怎样发现桃花林并舍船进入桃花源，后来又怎样在桃源人家作客并与之交谈，最后又怎样离开桃花源并复寻而不可得，终于“后遂无问津者”。作品不同的结局，反映了两位作者各自不同的思想特征和文化背景。
　　阿里斯托芬描绘乌托邦社会是出于一种为国家服务、拯救雅典城邦的思想。“拯救雅典城邦是民主政体中每个公民的责任，但诗人更应负起特殊的职责，他应当劝导、启发人民选择最好的途径，因为倾听他的声音、留心他的主张的同一批人今天坐在剧场里，明天就会坐在公民大会上。”（注：凯瑟琳·勒维：《古希腊喜剧艺术》，傅正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在《阿卡奈人》中，阿里斯托芬曾指出，他写作喜剧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真理，支持正义，给人民指出教训，把他们引上幸福之路。在《蛙》中，他又指出，推崇一个诗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为国家教好人民。因此，在创作实践中，阿氏是自觉地把喜剧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教育人民的工具，这就决定了《鸟》的结局是鸟国取代天神统治了世界。从文化背景上说，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社会，是个奴隶主民主制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政体内，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每个公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当时，言论比较自由，人们对名人特别是当权者可以指名道姓的批评。虽然到阿里斯托芬时，民主制度已濒临崩溃，民主权利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言论自由的遗风尚存。因此，“唤醒平民，使之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揭露政治煽动家，撕破他们用以包藏祸心的假面具，正是阿里斯托芬的愿望。”（注：凯瑟琳·勒维：《古希腊喜剧艺术》，傅正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种愿望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拥护民主制度，希望人民当家作主，反对贫富不均，主张财产公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乌托邦社会的特色。
　　陶渊明对乌托邦社会的描绘，则颇有老氏返朴归真的意味：“虽天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陶早年曾经历战乱、失意、穷困等不幸遭遇，他对社会黑暗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因而怀着对统治集团的憎恨和对现实强烈不满的心情，去追求理想的生活，以摆脱个人的苦痛，于是虚构了一个超脱尘世的“桃源社会”，而这美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世外桃源”只不过是一个海市蜃楼式的幻想罢了，《桃花源诗并记》最后也只能以再也没有问路访求者结局。这样的结局当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晋宋之交，士族地主把持政权，社会动荡不安，陶渊明身处乱世，虽曾有“大济苍生”的政治抱负，但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甘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因而始终难展生平之志，于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田园，弃官回乡，从此过着“躬耕自资”的隐居生活。陶的弃仕归隐实质上体现了我国古代仕人在玄学影响下所形成的基本心态：崇尚超脱，任情自然，追求内心的清逸宁静，所谓“邦有道则兼济天下，邦无道则独善其身”。这种出世的思想系自道家的精神出发，竭力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和清高人格。陶渊明的“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便是这种本性和人格的写照。为保持自然本性和清高人格，他们追求的是一种自然恬淡的心灵境界。虽然政治上的理想抱负得不到施展，但在田园和劳动中却得到了乐趣，他们抛弃了“不为世用”的悲愤，体会着恬淡超脱、冲虚宁静的境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弃仕归隐，既有古代仕人那种愤世嫉俗、断绝尘念、神驰物外、自鸣得意的清高，又有着道家那种“小国寡民”、“绝圣弃智”的复古思想。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特征体现在作品中，就是从逃避的角度来设计理想的社会，以改变黑暗的现实。因此，理想社会的结局只能是复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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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那芳草早已长满古道的遥远过去、漂洋过海听异曲的遥远异邦，一直都有乌托邦的梦想呀。{:1_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