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乌托邦的放逐与复归

东风西渐：从孔教乌托邦到毛主义乌托邦西方文化

第三章：孔教乌托邦的放逐与复归

      "理想国"从哲学家的幻想到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实再到西方的现实。启蒙主义者中绝大多数人最初都将历史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专制上。他们认为，哲学家与其去教育千百万大众，不如去教育一个掌握千百万大众命运的君主。刘易士·克舍尔（Lewis A. Coser）在《思想者》一书中详细分析过启蒙哲学家的专制主义倾向。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启蒙哲学家相信教育国王是改造社会的捷径；二、启蒙哲学家自信哲学家可以担当起治国大任，而只有在开明君主那里，如在中国、俄国或普鲁士，哲学家才能获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显赫地位。

      启蒙主义者要打破幻象，使人们变得清醒，可是他们又不知不觉地创造新幻象。在"孔教乌托邦"的幻象中，启蒙运动寄寓了自我超越、自我改造的动机与行动。但是，一个时代进步的东西到另一个时代就变成反动。"孔教乌托邦"在君主专制还有开明的可能或至少人们还没有看到不可能的时候，是积极的，它可以以温和的方式减缓暴政。但当现实让人们认识到"孔教乌托邦"绝对的虚幻性时，"孔教乌托邦"就成为人们必须破除的一种新迷信。然而，孔教乌托邦承受不起历史的考验。杜阁试图贯彻"重农主义"思想的改革失败，伏尔泰在《评〈论法的精神〉》一文中最后一次提到"仁慈的国王"，同时也说只有国王才认为君主制比其他制度好，事实上国王们都是些骗子与强盗！

      启蒙运动中的"孔教乌托邦"毕竟是乌托邦，用幻想取代现实，是极其危险的自我欺骗。启蒙哲学主张在一切事物上运用自己的理性，自然包括在社会与国家制度上，勇敢公开地运用理性，这自然导致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启蒙运动开始的时候，人们只是在君主制的前提下思考限制君主权力的问题，开明君主专制是普遍的社会期望；到启蒙运动结束的时候，人们已经思考如何在否定君主的前提下伸张个人权力，通过革命建立共和政府。在启蒙运动的政治思潮中，"孔教乌托邦"从被耶稣会利用到被哲学家利用，从被利用到被遗弃。大革命爆发了，再也没有"哲人王"和他的"孔教乌托邦"。

      哲学家的信徒或许以为砍了国王的脑袋，自己可以扮演哲人王，结果是一场血腥的闹剧。国王不可能成为哲学家，哲学家想利用国王完成启蒙，结果是国王利用了哲学家维持暴政。哲学家也不能成为国王，因为"理想国"的信念会以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实施更为血腥的暴政，带着乌托邦理想投入历史的革命家，已经变成"历史的疯子" 。康德反思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在1895年的《永久和平论》最后指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理性的自由判断……"
   
      法国大革命后，西方的乌托邦传统出现了两种极端化倾向，一个倾向是将乌托邦彻底纳入历史的进程，用"历史的必然性"取代乌托邦概念。乌托邦变成了革命政治，其代表性成果，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主义思想以及20世纪前半叶世界范围内的主义运动；另一倾向是政治乌托邦变成纯文学的、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文学，浪漫主义文学是19世纪启蒙精神甚至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坚信所谓"诗的正义"。被大革命的浪潮淹没的"孔教乌托邦"，变相复活在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想象中。歌德赞美一个阳光明媚的、童话般的、"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的中国。海涅说中国是"飞龙和瓷壶的国度" 。
   
      史景迁在《大汗的大陆》一书中描述19世纪中叶法国关于中国的东方情调的想象的内容时说："中国是无尽的忧伤之地，那里的某些逝去的东西，是西方的物质主义洪流毫不留情地遗失、而中国因为历史的重负和积贫积弱的现实不可能保存的古老而美好的东西。往昔的失落令人黯然神伤。"
   
      乌托邦有"温和的也有严厉的，有停滞稳定的也有激进变革的，有感性解放的也有灵性超升的，有贵族化的也有平民化的，有逃避的乌托邦也有进取的乌托邦，有集体主义的乌托邦也有个人主义的乌托邦"。曼努尔对广义的乌托邦进行了分类，其中也提到弗拉亥将乌托邦与田园牧歌的区分开来，乌托邦与田园牧歌都属于人们想象中的乐园，但乌托邦是城市，田园牧歌是乡村，乌托邦出现再历史的未来，而田园牧歌出现再历史的过去，乌托邦多是进取的，田园牧歌则是逃避的。乌托邦从文学进入政治，田园牧歌从政治退隐文学。

      我们在西方的乌托邦传统中研究中国形象，关注的主要线索是，一、孔教乌托邦如何从文学性的想象与虚构进入社会政治期望与变革，在启蒙与大革命的思潮与行动中接受检验，最终与所谓的"文学化政治"（托克维尔语）同时失败；二、孔教乌托邦从政治期望重归审美期望，变成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重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孔教乌托邦"的某些内容经过改造从西方的政治期望视野进入审美期望视野，其社会文化的功能也从进取变成逃避。19世纪西方的政治视野中，中国变得丑陋地真切，美学视野中，中国形象变得美好得朦胧。

      启蒙哲学家曾努力使"孔教乌托邦"在政治视野内现实化，浪漫主义作家们却努力使中国虚幻化。出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是另一种"孔教乌托邦"，它的价值不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现实的力量，而是作为一种超越社会的、个人的、审美的幻境。这一审美的"孔教乌托邦"传统，一直延续到马尔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作品中。

      19世纪以后，从政治期望中消失的"孔教乌托邦"，作为西方文化的向往之地，却不知不觉地进入审美期望中。政治期望中，西方试图将"孔教乌托邦"从幻想引渡到现实；审美期望中，西方试图让"孔教乌托邦"彻底沉入幻想。政治期望中，"孔教乌托邦"的社会感召力是现实的、实用的；审美期望中，"孔教乌托邦"的社会感召力是非现实的或逃避现实的，因为它虚幻，才有意义。政治期望中，
      "孔教乌托邦"出现在历史的未来；审美期望中，"孔教乌托邦"出现在历史的过去。政治期望中，
      "孔教乌托邦"的精神是自然神性与理性的"孔教乌托邦"；审美期望中，"孔教乌托邦"的精神是超验神秘的、非理性的。"孔教乌托邦"

      从政治期望进入审美期望，西方文化中东方主义视野的所有的传奇色彩都在其中复活了。夕阳中的中华帝国是幻美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审美期望中的"孔教乌托邦"，是心灵的象征。

      关于异国情调的幻想是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我们认定有关中国的离奇神秘、异国情调的幻想，也是一种乌托邦。它放弃了启蒙运动中试图进入现实权力中心的那种政治冲动，以美学的形式与现实形成"疏离感"，

      在现实权力的边缘反叛中心。审美幻想与既定现实的距离，是"自由的距离"。在那个遥远的浪漫空间里，幻想的主权可能瓦解现实的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基础。艺术想象为被放逐的"孔教乌托邦"提供了最后的藏身之地，当然也是再生发展的基地。我们将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孔教乌托邦"。因为它是纯粹审美的、幻想的，所以它才是政治的，甚至是激进的政治。

      西方的"孔教乌托邦"从政治期望遁入审美期望中，又从审美期望中以幻想的形式返回政治期望中。只有在西方现代否定性美学中，才能理解"孔教乌托邦"从艺术解放历史的过程与功能。审美幻想的解放是现代社会的乌托邦，它在与现实的疏离感中完成对现实的反抗，确立了个人内在精神的真实与权利。马尔库塞在《美学方面》一文中说："……一件艺术品的世界在通常的意义上又是'不真实的'：它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但是，它'不真实'，不是因为它少于既定现实，而是因为它多于它，并且在质上'异'于它。作为虚构的世界，作为幻象，它比日常现实包含更多的真实。因为后者在其惯例和关系中被神秘化了，这些惯例和关系使必然变成选择，使疏隔变成自我实现。只有在'幻想世界'中，事物才显得是它本来有和可能有的样子。由于这种真实性（只有艺术才能以感性形式来表现它），世界便颠倒过来--现在显得不真实，显得虚假，显得是骗人的，反倒是既有的现实，普通的世界了。"

      珍存在浪漫主义东方情调想象中的孔教乌托邦，逐渐从纯粹的异国情调想象中酝酿某种美学的社会批判力量，在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显示出复活的征兆。高尔斯华绥·洛斯·狄更森的《中国佬的来信》，在问题与内容上都令人想起启蒙运动时代流行的东方信札（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尔央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哥尔德斯密的《世界公民》），信中的中国佬以中国文明为价值尺度，批判西方。他所描述的中国，完全是一个自然、和谐的，表现着西方人"对幸福时代的向往与回忆"的牧歌田园，其优越性首先表现在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社会道德秩序与热爱自然、追求艺术的美学观念中。它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的东方情调的想象的总结，也是对启蒙运动时代孔教乌托邦的回忆。

      孔教乌托邦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他者"复活，在时间上代表美好的过去，在空间上代表美好的东方，表现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种怀乡恋旧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它的主要功能依旧是美学的。

      20世纪初的西方人在严肃的政治生活中，不会再有启蒙运动时的诗情与冲动。资本主义立宪政治的意识形态已经确立。关于异国情调的想象，只能提出"另一种真实"，也只能在诗中。《中国佬的来信》在西方没有什么影响。真正让西方社会感受到"孔教乌托邦"回光返照的，是30年代的两部小说。赛珍珠的《大地》与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大地》将狄更森的理想故事化了，讲述了"既是学者也是绅士的"中国农民执着于土地的勤劳俭朴的生活。《消失的地平线》中想象的乌托邦--香格里拉，是万山之巅的"一个富饶迷人的乐园"，是一条沉在"如痴如醉的宁静"中的幸福山谷（香格里拉又称蓝月谷）。小说中说，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利·费贡（Lee
      Feigon）在《解密西藏》一书中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 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

      中国的现实太令人失望，最后只有西藏可以寄存孔教乌托邦。在20世纪西方人的想象的地图上，只有万山之颠的青藏高原，才是遥远、封闭、永恒的，适应乌托邦想象生长的地方。

      20世纪现代主义思潮中复兴的孔教乌托邦，既是孔教乌托邦传统的继续，又赋予传统的乌托邦以新的含义。它省略了明显不和时宜的哲人王或哲人专政等政治内容，强调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新孔教乌托邦没有哲人王，但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却体现在农民身上的、体现在他们那些"令人钦佩的、极其可爱的特征"上。新孔教乌托邦表现的是某种哲人品性的农民社会，具有浓厚的审美化色彩，是浪漫主义东方想象的延续，尽管已表现出某种政治与社会期待的严肃意义，但很难具有历史化的可能。它至多只是西方文化表现焦虑与渴望的想象。

      20世纪初孔教乌托邦出现复兴的迹象，直接的时代背景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东方热情。西方人不仅恢复了对中国的乌托邦幻想，也恢复了对印度的乌托邦幻想，不仅文学家参与，哲学家，著名者如罗素，也来中国 "探寻一种新的希望"。 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政治期望中的"孔教乌托邦"，强调的是社会中道德与政治的权威，此时的"孔教乌托邦"，意义正好相反，它强调的是超越权威回复自我、超越社会复归自然的个性精神解放。

      遗憾的是，不论中国的现实背景，还是西方的中国知识，都难以让孔教乌托邦真正复活。幻想需要一个非现实的地方，将虚构置于未知之间。当传统中国的现实背景容不下西方的孔教乌托邦想象时，它远迁西藏。古德哈尔指出："任何乌托邦想象都不可能绝对脱离现存的历史条件，"历史既是乌托邦产生的原因，也是乌托邦寄托的目的。

      我们在18世纪30年代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哲人王统治的孔教乌托邦，同样也应该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西方人主持的东方乐园香格里拉。从孔教乌托邦到香格里拉，真正改变或者说是失去的东西，恰恰是"孔教"。它可以继续是东方乐园或乌托邦，但核心智慧已经不是中国精神。孔教乌托邦的复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美学化的"孔教乌托邦" ，不但没有可能复归政治期待中，连美学意义也难以维系。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文化过于自毁，时刻破坏着西方孔教乌托邦的现实背景；另一方面是西方人过于自恋，连想象中的东方乐园也变成西方的殖民地。

太长，看的我头晕{:1_124:}
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