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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一时的迷途，还是神话的破产
村民的家，电器家具都是村里统一配给的。南街村每家每户都或贴或摆有毛泽东像
街头一名参观的游客
每天都有成批的游客坐着电瓶车参观南街村。每辆车的命名都不同：红旗号、致富号、延安号……
南街村超市，售货员穿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军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林海 尼克 发自河南
南街村，豫中大地临颍县的一个普通村庄，却从来没有缺少过争议，20年争论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结论可以“盖棺论定”。
1991年，在特定历史大背景下，南街村首次登场，成为官方的典型：一个河南中部的村庄，集体经济没有垮，思想政治工作没有掉链子。
而能成为典型的重要原因是，村里有个好带头人——王洪彬(改为王宏斌)，南街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凭着一股“傻劲”，收回分到农户的田，收回私人承包的集体企业，利用村子地处城郊的优势，带领3000村民，风风火火，对外闯市场，卖产品，对内“狠抓政治教育”，“大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落后分子要进“学习班”。
是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中第一条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1994年，南街村再次成为当年的热点新闻。当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昨天的梦，今天的梦》一文报道该村，轰动海内外。这时候，南街村已经实行了“低工资、高福利”，村民的面粉、肉、鸡蛋都由集体统一发放，还享有免费住房、免费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免费医疗等福利，更提出口号，号称要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从此，南街村开始具有全国性知名度。
走集体经济道路，迈步走向共产主义，这个曾经笼罩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诱惑了13亿民众的美妙梦想，在历经了反右、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之后，早已梦断魂消。而今，一个小小的内地村庄，居然旧梦重提，而且一时似乎还有模有样，自然引起了世人普遍的关注和好奇。
各地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到南街村，各级领导来视察、参观、学习的不计其数，至今达数百万。“将军有近200名，省部级干部有300多名”。
南街村和王洪彬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王的个人命运也大幅转变。1992年，他由村党支部书记，一跃升为县委副书记，后来更进一步担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南街村的发展也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各大国有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南街村树立起汉白玉的毛主席雕像，建起了朝阳门，仿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及“八角楼”，还准备修建环村城墙，但工程进行不到一半就停了。
到2003年，从南街村传出的一件事令举世哗然。王宏斌不顾其他班子成员反对，竟然耗费了2000万元资金造永动机，这件事当然在全国被传为笑谈。
到他终于承认制造永动机错误时，也正是南街村遭遇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许多工厂经营困难，不少工人在这一年离开南街村。按王宏斌的说法，困难的原因是，“几大国有银行都进行了商业化改革，向银行申请贷款不那么容易了”。
再后来，在全国掀起“新农村建设”的热潮时，王宏斌又开始对外高谈他的理想，谈他们南街村的新农村建设。去年中共十七大前，王宏斌还在香港 《文汇报》发表文章，称南街村要在5年内吃上大食堂。
一个多月前，南街村再次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万言调查性报道《南街真相》，成为再引争议的导火索。
这篇迟来的报道，报道的却是4年前发生的事——南街村改制了！一直宣称反对私有制的南街村一干领导，把集体财产从法律属性上转为“村里三大班子”的个人名下。海外媒体称：王宏斌变身红色资本家。
一石激起千层浪
争议陷入尴尬的境地，南街村的解释是“外圆内方”，只是为了符合市场规则，上市筹集资金(因连续三年赢利的基本要求没有达到也未成功)。他们辩称，党委、村委和公司董事会都高度集权于王宏斌一人，而且三大班子成员都拿250元的月工资，其他开销都是集体的。
变化可能真的不大。但对外界来说，这比被广为诟病的MBO(管理层收购)更为恶劣，因为连正常的公开收购程序都没完成，如果默许这种私分集体资产的行为存在，中国就乱了套。
质疑不限于经济领域，更与政治有关
在南街村，村民完全依附于集体经济，如果不在集体内劳动，就丧失一切收入和福利待遇，这与早已证明失败的人民公社制度有何区别？“思想政治”表现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但法律从来没有规定一个人的思想与其财产权发生关联，这样做是否违反法律？
如果没有那么多领导考察，南街村会获得那么多贷款吗？如果没有那么多贷款，南街村能有今天吗？
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批评，南街村的这一套做法根本行不通，南街村能成功，人民公社实验也就不会失败了。
但也有辩者以“大环境”为由帮助南街村减少责难。对贷款问题，他们说：中国哪个企业不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对“剥削外来工”问题，他们会说：珠三角的企业剥削外来工更严重；对“造永动机”问题，他们会说：哪个领导不会犯错误！
改制疑云的真相如何？
到底该如何看待南街村和所谓的“南街村现象”？南街村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还是本就不该存在的妄念？
不管愿不愿意，这一切，都把南街村的最高掌控人——王宏斌，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为厘清现象，本刊特派记者组奔赴河南，对王宏斌做了两次访问，这也是自“改制风波”以来王宏斌对南方媒体的首次公开亮相。
南街村村民住着统一规划的楼房，每栋楼上都写着警句 南街村的民兵，他们多数刚满18岁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
在紧靠南街村中学南边，有一块几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外边种了各种树木，里面则是清一色的柏树，两座坟墓和一间小房子隐藏其中，一匹凶狠的狼狗拴在一旁，这户人家24小时守护着这两座坟墓。
据多名知情人透露，这就是王宏斌爷爷奶奶的墓地。“他以为这一切都是爷爷的坟地风水好，保佑了他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风水在南街村是很重要的问题，每新建一个厂房，王宏斌必然先请人看风水。在村南边的观光园的旁边，还有一座庙宇，每个月农历初一和十五都会有村民来这里烧香。据说，这个庙也是专门从村内搬迁过来。
王宏斌，今年57岁，他已经管理这个村庄31年了。在南街村最辉煌的年代，他把原名“王洪彬”改为现在这个名字。
王宏斌是个直率、幽默、思维敏锐的人，眼神中折射出威严和魄力。对于他不愿意谈的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转化为普遍性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然后又用辨证思维“一分为二”把问题解构掉。对于他看得很明白、又愿意说的问题，他喜欢以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作比喻。
走路的时候，他总是把双手搭在背上，上身笔直，但即使与你握手的时候，他另一只手也仍然保持搭在背上的姿势。有村民路上碰见他，向他反映情况，双手搭在背后的姿势丝毫不动，即使叼着一支烟，他说话时也不取出口中的烟。
这种刻意保持的姿势被外界认为是模仿毛泽东。但他的姿势和他的思维模式、办事方式是不相符的，他不是一个古板的、只注重形式的人。他聪明，知道要说什么，要坚持什么，要表现什么。
“外圆内方”是他提出的核心理论，这也正是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的差异的最好解释，“大同社会”的梦想、传统乡村社会的迷信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实用主义理论，在他的头脑中同样强烈，他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文革”后，南街村重新大学毛泽东思想始于1984年。
当时，村委会刚刚把承包的土地收回，但“人心散了”，管理起来困难了。而且，受改革开放的影响，流行歌曲等各种“腐朽文化”开始侵入南街村，“让人精神萎靡不振”。更令王宏斌懊恼的是一个叫刘素娥的上访专业户，长期以“王宏斌有三个子女，不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告王宏斌的状。王宏斌觉得，要促进人的进步，就要进行思想教育。
用什么东西来教育村民，刚开始也没有思路。“就好像找什么东西一样，自觉不自觉地就形成了。比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口号群众最熟悉，喊起来也朗朗上口，领导说出来，也觉得很正式，显示一定的高度。”一位当时的村干部这样解释。
王宏斌2001年3月31日在中西部地区基层干部研讨班讲话时这样说，“国外的不适应咱这个，中国老的过时了，新的(指邓小平理论)没有出来，我们只得又把毛泽东思想端出来了。”
从“文革”中走过来，只上过高小的王宏斌，除了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文革”那一套管理模式。实际上，这两种思想资源也正是王宏斌管理南街村的手段。
1984年，南街村开展了“三大运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和大唱革命歌曲。一位熟悉王宏斌的南街村人说，“他在这方面(指毛泽东思想)，造诣是很差的。你现在问他，读过几本毛泽东著作，也很难说。不要说专家，就是跟一般人坐下来谈什么毛泽东思想，他也不一定懂。”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套制度被不断强化，南街村实行政治教育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管理模式，政治不过关，获得的福利就会减少。王宏斌也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和探索者自居，他是为数不多的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香港《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村党委书记。
他对理论问题津津乐道。在南街村的宣传册上，摘录了一则没有标明出处的他与某记者的对话。记者问：你最喜欢谈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
1990年至1992年是中国迷茫的三年，“举什么旗、走什么道路”，“姓资还是姓社”成为摆在全体中国人面前最严峻的选择，而南街村在这个时候至少在表面上给出了坚定的回答——走什么道路？走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
一位多次到访南街村的河南媒体人士注意到，王宏斌一直在变。“1992年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他自己是提不出来的。有段时间，王又津津有味地谈论日本的山岸村和以色列的吉布兹。这种变化可以看出他背后的力量，也可以看出他在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国某个政治派别的农村代表。”
“南街人和王宏斌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模式呢？南街人自己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创造一种‘模式’，他们只是在做法上与众不同。”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俞思念在2002年第1期《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正是这种与众不同，让南街村获得那个年代其他村庄所没有的政治殊荣。
南街村开始成为典型，王宏斌乐观其成。他在村里接待的国家领导都不少，将军有近200名，省部级干部有300多名。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他负责接待工作，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警戒级别，只要一来重要领导，不管冬夏，他的衬衣几乎没干过(紧张得出汗)。
一位媒体评论人士说：毛泽东思想在南街村，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村庄的工具，而不是一种价值信仰。当这套思想能带来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发扬光大；如果成为负重，抛弃也不是不可能。
南街村改制风波四起，许多人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在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看来，这些骂声并不仅仅是因为南街村的经营问题，更在于南街村所坚持的毛泽东思想。
王宏斌也默认这种看法，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毛泽东思想，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企业文化。”
“外圆内方”
当然，毛泽东思想并不只是“企业文化”那么简单。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在内部会议上讲过：只要领导支持了，银行就会支持。
南街村获得大规模贷款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91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
此后，南街村陆续获得各个银行的大量贷款。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一位中央领导人考察南街村后，中国农业银行的副行长还主动来南街村考察，提供贷款帮助。这对当时一般的村办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在全部贷款中，中国农业银行份额最大，占到总贷款的一半，其他三大国有银行和农信社分别占一部分。1990年至1997年是南街村鼎盛时代，从1991年到1994年，每年的产值都比上一年翻一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王宏斌也承认，南街村的发展与获得大量贷款分不开。
1991年，南街村还专门成立了顾问办公室，这些退休干部除了领取退休工资外，还享受南街村村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他们除了在日常工作中为南街村提供帮助外，也被认为是王宏斌积累政治资源的手段之一，“老同志不一定能直接带来经济效果，但在舆论上，他们一般起到鸣锣开道的作用，这些人都说南街村好，当政的一般也会听。”
1992年，王宏斌被提拔为临颍县委副书记，南街村党支部也升格为党委，王宏斌同时任南街村党委书记。2002年，王宏斌任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些职位续任至今。
知情者透露，临颍县几乎没有什么大企业，南街村的财政收入最高时甚至占全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王宏斌与县主要领导都很熟，他在临颍县几乎可以调动一切资源，而在漯河市官场的关系也根深蒂固。”
知情人士还告诉本刊记者，能获得巨额贷款，除了政治因素外，“实际的利益回报”也是重要原因。王宏斌在一次解释“外圆内方”的讲话中说：“对外交往，人家实行的那套，我们也实行，该给人家的我们也给人家，人家该给我们的，我们的同志也接住……交回来的金银首饰我们放着，赠送给新开发的关系人、关系户……”
据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临颍县原财政局长银苗谦和原县委办主任韩俊荣，相继在调离临颍县后被“双规”。银苗谦后来被撤销行政职务，韩俊荣被判刑数年。据传闻，最近又有一位原临颍县的重要领导被“双规”。
当地官场的变动被解释为与南街村的贷款问题有关。该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韩俊荣被“双规”后，有关部门专门到南街村进行调查，但结论尚未公布。
南街村的账目不清一直饱受诟病。银行贷款一般用于建设经营性项目，而南街村“三大班子”党委、村委和公司董事会都集权于王宏斌一身，难以实行有效的监督。因此，“许多资金被用来搞形象工程，或者根本去向不明”。
1995年，一位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来南街村视察。据当时一位在现场的人透露，这位领导人在听完王宏斌关于产值和利税的汇报后一言不发，“如果按照王宏斌汇报的产值计算，上交的利税肯定不止那么多，这位领导人是搞经济工作的，一听就明白。”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金融改革给中国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加速，银行与政府脱钩，实行自主的贷款审评和考核制度。南街村的危机出现在2000年以后，但问题其实早就出现了。
“刚开始是发现贷款有难度，但做工作还是可以贷，后来就是完全不能贷了。”
2003年，南街村遭遇被王宏斌称为他上任以来最大的困难，“任何私营企业遇到这样的困难，都会人走厂垮。”
从2003开始，因为南街村无力偿还之前的贷款，所有银行至本刊记者采访时止，没有给南街村贷一分钱。
王宏斌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透露，但漯河市财政局通过临颍县财政局分两次注入三千多万，“也就是借给南街村暂时使用”。但对于还款期限则不置可否。
“政府的钱怎么能给一个企业使用呢？”本刊记者追问。王宏斌回答：“就是看着南街村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注入一点也是一级政府对南街村的态度。”
这笔钱，对负债近17亿的南街村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通过获得领导支持获得贷款，是南街村90年代以后的发展思路，那么这条路已经变得很窄了。
“他膨胀得很厉害”
在南街高中的教学楼外墙上，有四行巨大的红色字体：傻子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
这种有反智倾向的“傻子精神”也是王宏斌所提倡的核心思想之一。早年的“傻干”曾经让年轻的王宏斌获得社员们的信任。“他个子显矮，但干农活卖劲，不拣轻挑重，当民兵排长挖坑塘。”77岁的村民张玉珍回忆说。
“傻子精神”被推广到“三大班子”成员身上，每名干部的工资都是250元。上世纪80年代，王宏斌带领村民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办企业，闯市场，率先让以农业为主的村庄变成半工业化、城市化的村庄。1990年代，在全国乡镇企业纷纷垮台之时，凭借巨额的银行贷款，南街村村办企业异常红火。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刘倩在她的《南街社会》一书里提到王宏斌另外一个性格特征：“胆子特别大”。“他办的事，我们老同志都不敢想。如负债经营，南街村的企业负债数亿。我们不止一次追问王宏斌，拉这么大摊子，愁不愁？他回答：不愁，迎着困难上。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打住车(遇到阻力困难)就有人来救。”
“傻子精神”和“胆大”的性格弱点逐渐显示出来。王宏斌身边的人说，村民对他的“感恩的心态”和他自认为在政治上的成功，“让他膨胀得很厉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则这样分析他，“他身上具有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理想后来逐渐演变为妄想；他身上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印记，实用后来逐渐演变为投机，而且传统社会的迷信思想，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王宏斌的“傻子精神”让外人不理解。有外界人士评价说，他是一个聪明的企业家，通过打政治牌，树立鲜明的形象，获得外部经济资源。而熟悉他的朋友则不这么认为，“政治和经济在他身上是辨证的关系，他从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只会赚钱，而他的许多行为根本不符合企业家的逻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把自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看待，通过打‘政治牌’获得经济资源，又利用这些经济资源，去塑造南街村，从而巩固其政治资源。”
南街村在高负债的情况下，修建宽广的颖松大道、朝阳门广场，“金水桥”，城墙等等，这些都被一些村内不同意见者认为是“形象工程”。
“由少到多，由小到大，就像传销一样。你获得贷款，去搞形象工程，并改善村民的福利，领导来视察，说你做得很好啊，就应该支持。然后，又继续用来搞……”
“不可能长期这样纸里包着火来玩。”知情人说，南街村现在出现的问题，其实在十年前、五年前就能看出来。王宏斌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这是他的高明之处，“只要我们的事业有人支持，什么困难都能战胜……”
造永动机是王宏斌狂妄之极的表现。这一项目当时遭到班子所有其他成员的反对，但他仍坚持强行上马。对外公布的损失是两千万，而知情人透露，实际数字远不止此。
现在，在南街村办公楼背后、由一条空中走廊与办公楼相连的蓝色玻璃大楼仍处于封闭状态，外人不得入内。这栋楼当时用来秘密研制永动机，被高墙围起。
造永动机的事后来被临颍县第二中学的物理老师当作教学案例，一位已经上大学的贾姓同学记得那个高中物理老师讲完这个故事后，同学们哈哈大笑，那个老师说，“王宏斌就没上过初中。”
临颍县检察院原检察长罗国治说，王宏斌的性格比较“倔”，“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实现。”
“在常人看来很蠢的事情”在造永动机之前有很多，之后也不少。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造永动机之前，王宏斌曾力主上马“大地一号”化肥项目，他承诺只要研发成功，粮食就能大幅增产，没有什么干不成。实际上，这也是受骗。“大地一号”投产花费了上百万，其实不过是多种肥料的物理混合而已。王宏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使用，给本来不施化肥的红薯施这种化肥，红薯长出来后，大家都不敢吃。
南街村热电厂项目也被认为是一大败笔。看守工地的工人告诉本刊记者，工厂已经停工2年了，“什么时候融到资了，什么时候开工。”临颍县城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王宏斌搞热电厂只是为了显示南街村的独立，就像修南街村的城墙一样。如果按成本计算，把煤运到这里来发电，远比用国家大电网的电贵。但也另有说法，修建热电厂是为了南街村的企业发展需要，既供热又供电。
现在，王宏斌的管理模式和经营能力都受到广泛质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最大的支持来自群众，只要群众支持我，社会上各级各界就会支持我……”
王宏斌式人群
在南街村的大街上，每个路段都有一位老人负责打扫。老人、导游、宾馆服务员、党委和村委下属机构的办公人员，是外来旅游者最容易接触的群体。
“你见过班长吗？”
“见过，经常见呢。”
“班长是什么样的人？”
“班长可和蔼了，没有一点官架子。”
……
这样的问题被反复问及，得到的答案几乎一样。这犹如每天早晨广播里响起的歌曲，每天晚上巡逻盘查路人的民兵，每天影视厅向游客播放的班长讲话录像，每周出版的南街村报，每个月发的日用品，每走几步就出现的毛主席或王宏斌语录。
南街村与外面的世界不一样，王宏斌用不同季节作比喻，“南街村好比是冬天，外边是夏天，你出去要脱掉棉衣，你若回来就必须把棉衣穿上。”
班长王宏斌塑造着这一切的同时，自己也成为这个画卷中的一道风景。
只要他没有外出，每天早晨六七点钟，王宏斌都会到主席广场、居民区去转悠，扫视着这里的一切，也思考着村子和自己的未来。他双手搭在背上，腰杆挺直。每天上午七点半，他一般准时到办公室。如果办公室没事，他会继续出来转悠，大路上，宾馆、厂房……
年长的村民碰到他，见面先笑笑，打个招呼：出来了，斌。
斌也笑笑回应：嗯，有什么事？
村民答：没事。
宾馆服务员或导游碰到他，则会礼貌地打招呼：班长好！
班长也笑笑，点点头。
南街村办公室主任雷德全说王宏斌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有信仰的人，信仰共产主义”。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严于自律的人”。
《南街村报》主编盛干宇说，“他没有一点私心。”“按他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如果为自己，想发财，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还有人说，“他就是不离开南街村，要是想当官，早就当很大了。”
据知情人透露，王宏斌个人在物质财富上的欲望确实不强烈，“在道德上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也是大多数村民31年来支持他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说到王宏斌的缺点或错误，他们会用王宏斌式的思维来回答你。
比如，你问：“班长还搞过永动机呢？”
他会回答：“谁不会犯错误呢，毛主席也犯错误呢。错误是前进的动力，犯了错误，改正了，今后就能少犯错误。”
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其实他已经转换话题了，没有讨论永动机这件事。
如果你再问：“班长已经57岁了，再过几年就老了，那怎么办？”
他会回答：“我们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打工的(或者：我们只是普通的村民)。班长，他现在身体还很好。”
你再追问，他想了想，说：“班长说过，革命总有后来人。”
每个人在说话中，除了毛主席语录，似乎都知道几句“王宏斌语录”。
比如，记者问一名女导游关于工资和福利待遇的问题。
她回答说：“班长说过，‘富裕不等于幸福，但幸福包括富裕。’从经济上看，也许我们没有外面那些人富裕；但从精神上、思想上，我已经超过了他们。”
“万一南街村集团经营不善怎么办呢，你们的住房、吃的、用的可都是集体的啊？”本刊记者继续追问。
“没想过。南街村肯定不会垮，有班长的领导，就一定能战胜困难。”这又是一个王宏斌式的回答，人定胜天。
她经常看红色电影，然后参加小组讨论，有时还翻翻《毛泽东选集》，这让她觉得自己“思想上要高尚一些”。
对追求安稳，又不愿意出外闯荡的人来说，他们愿意生活在这个“冬天”，只要还有房住，有面粉发，有学(免费)上，有病(免费)看。
 没事的时候，王宏斌习惯背着手在村子里溜达 在广场上溜旱冰的南街村的孩子 王宏斌自己也承认，南街村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贷款，便没有南街村这30年的发展 图 姜晓明 南街村展览室。
30多年来，我的最大体会，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9+1=0，就是说我们关起门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村民9天，只要出去一天，就全完了
南街村不到2平方公里，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太小了
人物周刊：简单介绍你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及形成过程。
王宏斌：原来只知道学习“老三篇”，不知道学来干啥，后来才体会到，谁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群众才会跟着你干。谁不掌握毛泽东思想，谁就会脱离群众，丢掉群众，群众不信任你，不拥护你。这是通过我30多年的实践，找出来的经验，这一情感是在探索中完成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
人物周刊：“南街村模式”和“苏南模式”有何区别？都是村办或乡办的能人式集体企业。除去“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小社区”这些标签，“南街村模式”其实就是“苏南模式”？
王宏斌：社会上一直有人说，南街村是利用“毛泽东思想”、“集体主义道路”、“共产主义小社区”包装起来的，但是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动机和本意，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南街村的标签，更是南街村方方面面的指导思想。但是客观上，是起到了包装的作用。南街村选择集体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不是为了包装而包装，是为了改造党员干部和职工村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造人的思想是一项长期的事业。
人物周刊：应该如何改造人？
王宏斌：南街村目前最大的困难有二，一是经济上的困难，没有融资渠道，融不到资金，想快速发展非常困难，只能保持现状；二是教育上的困难。南街村是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和教育人的，30多年来，我的最大体会，可以用一个公式概括，9+1=0，就是说我们关起门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村民9天，只要出去一天，就全完了，小环境和大环境差别太大了。好比说，南街村是冬天，穿毛衣毛裤，外面大环境是夏天，你到外面不就得脱光光了吗？尽管这样，我们一直没有放松教育和改造，到外面把毛衣毛裤都脱了，回来后还得把它穿上。
人物周刊：一个基层党组织，强调绝对信仰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更有利于调动政治资源？南街村在过去20年来接待了数位中央政治局常委、300多位将军，这对一个村级单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王宏斌：客观上如何应该让大家评说，主观上我没有这样的动机。南街村不到2平方公里，相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太小了，对整个国家无足轻重，无关大局。但至今尚未有一个领导公开表示反对南街村。
南街村多年来每年都要举行两次大的纪念活动，就是9月9日纪念毛主席逝世活动和12月26日纪念毛主席诞辰活动，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先进工作者、教师、学生都要参加，形式非常隆重。但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从不摆花架子，不做假样子。
人物周刊：南街村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你所说“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挂帅，还是得益于大环境？
王宏斌：改革开放和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并不矛盾。改革开放是具体的方式、方法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最根本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为的问题，是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再好的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如果没有人的思想素质和它匹配，也运转不了，机制、体制只是基础，必须要用先进的文化教育人，激励人。
人物周刊：把南街村塑造成“政治典型”，再以此为经济发展谋便利，比如贷款，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南街村模式”？一个村贷款几十亿，在中原是非常少见的。
王宏斌：上级领导看到南街村的发展，把南街村树为典型，贷款倾斜，金融开绿灯，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市场因素，是南街村实际的面貌和信用，当时贷款年息一分五，一年5000万，月月清。
人物周刊：现在融资渠道堵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宏斌：一是金融政策更规范，金融资本紧缩，二是南街村的信用关系不正常了，本金和利息都还不上，所有银行都断了，是我们自己不讲信用。贷款欠账15.9亿，其他欠账1亿多，加在一起是17个亿左右。
向左打灯，向右看齐
人物周刊：南街村发展起来的最重要原因，不是毛泽东思想，而是银行贷款？
王宏斌：南街村前几年的发展速度，融资渠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南街村是靠贷款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贷款，便没有南街村这30年的发展速度，便没有现在的规模，这是事实。现在融资渠道中断了，就没有高速发展的可能了。
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效益好的时候，也有效益不好的时候，这很正常，没有一个企业是一直向上走的。南街村就是靠贷款起家的。中国的发展一靠外债，二靠内债，国家可以，为什么一个村子就不行？法律没有规定不允许贷款，也没有规定贷款的数额。议论南街村贷款问题，是小农意识、传统观念。
人物周刊：基层单位都愿意“向左打灯”，以表明政治正确、以及和党中央的一致，但在实际发展中，却常常“向右看齐”，以保持经济上的增长？南街村在经济上的作为，是否是它在政治上所反对的？
王宏斌：南街村并不是经济一套、政治一套。“外圆内方”的策略，实际上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在南街村的具体运用。现在社会上请客、送礼、给回扣成风，而南街村要以严治村，坚持党的政治生活原则，又要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接轨，不搞“外圆内方”是不可能发展的。现在大家议论的南街村改制问题，用“外圆内方”很容易理解。在改制问题上，不要看过程，要看结果，结果是改制这么多年，我们持股人分红了没有？没有。改制是南街村“外圆”的具体体现，通过适应市场经济来发展集体经济，“外圆”使南街村主要干部每人都分一点股份，做上市前准备，上市的目的是为了融资，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因为南街村的企业经济效益不行了，不具备上市条件，这项工作就停了。“内方”就是我们同时签订了一个声明，这个股权都属于集体股，个人没权利拿走。
人物周刊：“毛泽东思想”和企业效益的关系？
王宏斌：“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意识形态，也是企业文化，只不过外界对意识形态比较感兴趣。道理很简单，企业创效益不仅是靠机器设备，也要靠人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资本主义企业靠经济激励，给钱多积极性就高，给钱少积极性就低，给多少就干多少，这种做法是不长远的。毛泽东思想是解决理想信念的问题，个人的得失、报酬是次要的，这能保证员工长久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共产党长久以来的优势，坚持毛泽东思想，从经济上说，是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从政治上说是为集体为大家，实现共同富裕。经济、政治得兼，何乐不为呢？
人物周刊：“共产主义小社区”是你真实的信念，还是迫不得已帮别人还愿？改制不让他们失望吗？
王宏斌：面对困境，南街村党委班子还是信心满满要实现“共产主义小社区”，但我只是个村支部书记，是个农民啊，我只负责我南街村的事，其他地方的事我管不了。希望也好，失望也好，都可能是南街村和我本人不能承受得起的。面对困境，南街村选择的最好办法是干好自己的事。一些关心南街村发展的人过高要求我们了，我们做不到。
人物周刊：南街村经济和政治的关联。
王宏斌：南街村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核心是南街村这个模式、这条道路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其他地方搞。说不适应的人希望南街村垮台，说行不通，坚持也只是暂时的，长不了，垮台是早晚的事。也有人说南街村这条路完全适合中国其他地方，只有这套模式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解决“三农问题”，才能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来。争议是正常的，争议越大，对南街发展越有利，我们不掏广告费就做了大广告。但争论要争在点子上，不要同样的一个灯泡，安在南街村就变成红色，安在其他地方就不是红色了。灯泡没变，可能是我们自己得了红眼病。我不能说南街村就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前途，我也绝不会牵强推广南街村的模式和做法，但我会尽力推广南街村企业生产的产品。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乡村民主？
王宏斌：这是我一直想的问题。我们的重大决策还是非常民主的，不能让个人独断专行，我决策了的事，只要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可以重新复议、考察了解。
你们大概也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村一级换届，实行民主选举，最后都是什么人进入班子。那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贿选，是有野心、想发财的人当选，他们想的都是自己的位子和口袋，能为老百姓做什么？现在所谓的群众自觉、自愿、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群众需要有人组织有人领导，否则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你们去农村看看，一个村里没有人组织，解放前啥面貌现在还是啥面貌。
人物周刊：南街村所谓的探索集体经济实现模式，是否逆时代举动？
王宏斌：任何所有制都有好有坏，企业效益也会有高有低。企业搞得好不好，决定因素不在所有制，而在于人的问题。南街村探索集体经济实现模式，是符合党章、宪法，更符合17大精神的，怎么能说是逆流呢？
比起私有制，公有制是一种进化，中国5000多年历史，绝大多数时间是搞私有制，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实行公有制，现在重搞私有制，是进化了，还是倒退了？相对外面的私有制，你说南街村的集体主义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
人物周刊：1978年前、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区别。
王宏斌：毛泽东时代，是两手抓，两手硬；改革开放30年，是一手抓、一手放，是一手软、一手硬的历史。改革开放10周年时，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教育不单单是指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教育，比毛泽东时代，软得太多了。我看至今还是如此。毛主席时代确实吃大锅饭，但要是说那不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那么雷锋、焦裕禄都是怎么出来的？
只要走集体经济道路，南街村民就能永远享受高待遇
人物周刊：最大成功和失败。
王宏斌：最大的成功，是带领南街村在探索集体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最大的失败是永动机。为什么要上永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心情迫切。上永动机是人人不同意，硬着头皮上的，我以为是科技创新。社会的进步是靠科技的进步推动的。
牛顿定律否定了永动机，但我的知识水平有限，认识不到一个科学定律能定义几百年、几千年。从科学实验上看，任何新事物的产生，都要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实验，“666粉”为啥叫“666粉”呢，是因为实验了666次才成功的。
人物周刊：是否还会继续“永动机”探索？
王宏斌：在南街村全体基层干部会上，我
 南街村动物园。城墙外是临颍县城。南街村几面都是围墙，像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南街村的娱乐活动室免费开放 南街村自己印制的福利供应票，每人每月60元
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评价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而评价一类人，反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河南省南街村王宏斌是一类人的代表，这类人有极强的领袖欲、控制欲。古今中外，这一类人构成了一道道历史的风景线，有的是亮丽的，有的是灰暗的，还有的是绛红色的，因为它染上了牺牲者的鲜血。
我想说，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些流星般的人物，倏忽耀眼无比，倏忽灰飞烟灭，还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给他们提供了做秀的舞台。
我完全不认识王宏斌这个人，说他是一个领袖欲极强的人，仅依据多年来报刊上的消息，特别是依据最近南方都市报的消息。他属于风险偏好极强的那类人，同时他也是一个聪明人，并非一介匹夫，只是一些狂妄念头蒙住了他的心智。
例如，他居然投资“永动机”的制造，扎扎实实地被“科技骗子”嘲弄了一番。好几年前，南街村的负债规模已经达到6亿元以上了，按说王宏斌应该改弦更张，再不能一条路走到黑了。但他的收益函数完全不是企业家的收益函数，他心里有一条自己特有的长期收益曲线。他把大量资金投入到信仰工程和福利工程上去了，因此遇到了当今社会给他设置的巨大障碍。商业银行总要求得回报，并不总是以“首长工程”马首是瞻；而有意识形态奖赏能力的官方机构却没有资金。资金和意识形态的联姻只是在短时期内共度蜜月。所以，王宏斌的企业群迟早要发生资金链的断裂。
再坚强的人也有虚弱的一面，王宏斌也是如此。从记者的报道看，他容易迷信。人一迷信，虚弱的尾巴就暴露了。因为他失去了方向，不那么自信了，于是便想获得神的启示。其实，他先祭起的是“公有制”这尊神，但他不懂如何侍奉这尊神，更不懂得只有在公共领域这尊神才有所作为，于是便败下阵来了。而宗教中的神只能抚慰人的心灵创伤，王宏斌却想要它有更大的作用，当然也注定一无所获。
从更大的尺度上观察王宏斌的世界，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还没有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极端意识形态幻觉以及支撑这种幻觉的社会链条，这促使他披挂上阵，鼓舞自己的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另一种是中国社会平地崛起的市场经济网络以及支撑这个网络的社会利益集团，它给王宏斌出了数不尽的难题，迫使他解甲归田。
也许王宏斌会哀叹命运的不公，但我愿意为他指点迷津。至今中国农村还有不少村庄好端端地顶着“红帽子”，它们的庄主或领袖仍然人前人后，风光无限，为什么他王宏斌就要拱手告别弟兄们？公有制这个东西，若放在经济学家所讲的私人物品生产领域，要么走向“异化”，大大地“辉煌”一个时代，要么按照红色教本上的要求，严重地丢失效率，搞得当事人灰头土脸，丢盔撩甲。公有制这个东西放在公共品生产领域，若没有民主制度保障它运行，也会走向“异化”。
按我观察，以集体乡镇企业崛起的村庄，凡成功地扩张，多依赖家族成员对企业的高度控制，所谓集体决策机制已不复存在，这种利益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可以在一定时期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相反，如果凭借集体成员的“红色觉悟”来维持管理和劳动的积极性，一定走入死胡同。因为乡镇企业的这种“成功”，才养得起集体农业，人们却糊涂地以为不搞土地承包也可以维持集体农业经济效率。从记者的报道看，王宏斌没有培育起“异化”集体企业的家族资源，所以他注定失败。奥秘正在这里。当然，“红帽子”不能永远戴下去，“改制”的故事会丰富多彩，只是王宏斌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
王宏斌解甲归田的前景似乎渐趋明朗。如果他能让法官相信他将南街村企业资产的60%划到少数村干部名下完全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他还能全身而退。我自己宁愿看到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不是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如果一切如我所愿，王宏斌隐退以后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个悲壮的形象，就像中国古代炼石补天的那尊神一样，他对此坦然领受才好。
中国的改革终究不可逆转，但出现几次波折却是有可能的。如果波折太多，王宏斌的故事就还会发生。如果千千万万个王宏斌继续现身中国，中国的前景就要暗淡下去了。我不希望是这样，也不相信会这样。
文章来源：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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