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初无政府主义的启蒙意义/张光芒

论民初无政府主义的启蒙意义

张光芒

         一、刘师复：“中国的普鲁东”

         民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基于对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理想国家的追求，如饥似渴地汲取与探讨西方各种现代社会思想，其中无政府主义以其独特的魅力颇受青睐，成为当时极为活跃的一股社会思潮。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留日知识分子即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有关主张与理想介绍到中国。1907年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褚民谊等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大力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和著作，并主张通过教育，改造人们的思想，“扩充人类之良德”，启发人类博爱之心，通过恐怖暴力及以教育为手段的“普及革命”，以达推进人类进化之目的。与此同时，刘师培与张继等在日本东京创办《天义报》，成为辛亥革命前另一个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中心。刘师培偏重女权革命，把妇女解放与无政府革命联系在一理发，同时又试图将其溶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二者虽然在宣传上各有特点，观点上也不无冲突，但在反对强权、排斥国家政权、主张绝对自由以及提倡暗杀与恐怖活动等方面是一致的。

         由于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推翻清朝政府这个中心问题上，所以张静江、刘师培等人的宣传在国内的影响并不大。民国成立之后，国家局势每况愈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在痛苦的寻找中将目光集中到“破除一切强权”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上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热点随之也从海外转移到国内。这时，张继、吴稚晖、刘师培等均转而周旋于政党之间，已失去了思想探讨的兴趣。于是，刘师复成为民初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最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刘师复早在辛亥革命前赴日留学时，就深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热衷于筹划密谋暗杀活动。一次在广州执行暗杀活动时不慎失去左手，并被关进监狱。但他矢志不移，1909年出狱后改变策略，组织更有力量的暗杀团，并多次付诸行动。中华民国建立后，刘师复认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开始从事组织和宣传活动。1912年刘师复在广州进行了颇有影响的两项组织活动。一是成立“晦鸣学社”，出版《晦鸣录》，在发刊词中指出：“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①其纲要中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万国大同”等条目。这些条目与反强权的宗旨相辉映，突出地反映了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学社成立后，刘师复主持编印了《新世纪丛刊》、《无政府主义粹言》等书籍，无偿地邮赠国内各报馆、会社及省县议会，扩大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内的影响。另一项组织活动是聚约同人成立了取名为“心社”的组织。“心社”设立信约：凡良心上认为违背真理者，相与戒而不为，以“养个人之良德”。并制定了“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等具体戒规。②这些戒律显然已超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说教，从中折射出无政府主义关于婚姻、家族等方面新的思想探索的影子，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些活动使刘师复在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上占据最突出的地位，甚至被后来的信徒们奉为楷模，视其为“中国的普鲁东”。

         这些活动不久就被广东军阀查禁。1914年刘师复又来到上海，继续出版《民声》周刊，并积极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联络，很快成立了另一个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在宣言中明确宣布了这 样的社会目的：“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③从1912年至1915年，刘师复发表了大量的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较完整地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其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主张社会一切财物归公有，废除私有制，废除钱币。人人从事无强迫意义和无限制约束的生产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从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废绝一切政府机构，无军队、警察，无监狱，无法律条规，凡统治性的机关一概取消，社会管理由自由组织的各种公会承担。组织公会者也系普通劳动者，无压制他人之权，公会本身也无任何章程或规则以限制个人之自由；三是废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设公共养育院抚养婴儿，设公共养老院照料50岁以上老人，设公共病院调治残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权利，无论男女，皆应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二小时，至多四小时，剩余时间用来自由研究科学及娱乐，从而使人的体力与脑力得到均匀衡发展；五是世界大同，采用所谓“万国公语”，使“远近东西全无界限”。④

         在刘师复的奔走努力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时间大有起色。南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常熟有无政府传播社。原中国社会党成员沙淦则与江亢虎分离，成立社会党，也标榜无政府主义。刘师复去逝后，无吾、求同、真风等人于1916年首先在南京组织“群社”。1918年，山西无政府主义者尉克水组织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平社”。民国初年，无政府主义的传播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同蔡元培的提倡也不无关系。蔡无培在辛亥革命前也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较多的知识分子之一，并曾参加过《新世纪》的活动。1917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既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指针，无政府主义自然也属提倡之列。他曾聘吴敬恒任北大学监，请李石曾讲授生物学。在他们的影响下，无政府主义一时在北京大学颇为活跃。1917年5月，北大校园内还出现了“以进德修学为宗旨，而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的实社，发起人有太侔、震瀛（袁振英）、超海（黄凌霜）等，出版不定期的刊物《自由录》。

         在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上，刘师复与江亢虎之间的论战颇为引人注目。江亢虎为中国社会党首领。中国社会党与1911年11月在上海宣告成立。天津、北京、南昌、长沙、绍兴、苏州、重庆等地随后成立了支部。声势和影响甚至比刘师复的组织还要大一些。江亢虎出生于江西省一个仁宦之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受日本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主张。其创立的中国社会党，举的是“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无政府主义色彩很浓。但刘师复从一开始就对江亢虎介绍的无政府主义不以为然，毫不客气地发表文章与江氏诘辩，由此展开论战。刘师复的批驳论文后来编成一本书，以《伏虎集》名之，足见其争论程度之激烈。

         到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出现了联合的趋势。1919年1月，民声社、实社、平社、群社合并组成进化社，并在上海出版《进化》月刊，成为 "五四”时期众多思潮的重要一支。同年建立的还有另外两无政府主义团体：一是由郑仲勋在广州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同志会”，一是原南京“群社”成员志道、真风与天津的姜般若联合组织的“真社”。据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资料统计，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约达70多个。

         二、世纪初的“乌托邦”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一时，虽然它流于幻想，也终未落根于中国社会，但它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尤其在近现代之交的知识分子思想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自然这并非是偶然的。首先，当时中国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它成为无政府主义流传的深厚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无政府主义产生和流行的国家，如19世纪初期、中期的法国和俄国，都是一些人口比例中小资产阶级成分较大的国家。其资本主义还不甚发达，农业和个体性质的经营占有很大比重。而无政府主义思想代表的正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理想。其次，从中国传统思想来看，也具有认同无政府主义的文化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知识界兴起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之类的学说，习惯于把西方舶来的一些思想主张套上“古已有之”的范式，于是在二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传播教程中，儒家的“人性本善”说、老庄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爱”思想以及古人早已向往的“大同理想”等都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源泉，像老庄就曾被尊奉为无政府主义之先祖。儒家《礼记·礼运》一文中有一段关于大同社会描述更是常常被借以形容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如《心社意趣书》一文就声称无政府社会“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之束缚，无名分之拘牵，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者，斯不亦大同社会之权舆欤？”⑤有的知识分子甚至还将试图将无政府主义与儒、佛、基督教等杂糅起来，认为无政府主义“复天然自由，去人为束缚为独一不二之宗旨，其兴味已直与佛氏涅槃、孔氏太平、耶氏天国无以异。”⑥诸如此类的“寻根”式探讨虽砂免有生搬硬套之嫌，但确在一定程度上挖掘了中国“乌托邦”理想的古老传统，既给当时的国人造成了“古已有之”、“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打通了接纳西方思想的心理与情感的障碍，同时也体现了这一理想所具有的进步性与凝聚力。第三，无政府主义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传播主体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是分不开的。有的学者指出，从最初的留日学生、《天义报》一直到 "五四”时期，不仅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其影响的层面也主要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这一社会阶层的脾性容易急躁盲动。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具备相应知识的条件，铸成了他们思想敏锐，敢言人之不敢言、行人之不敢行的长处，但脱离社会实践 局限又往往带给他们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弱症；他们憎恶黑暗现实，渴望光明降临，但又无科学的世界观指引；他们耳闻目睹中国社会一次次改良、革命的失败，追求强刺激的剧烈行动，但又无耐心作长时期的准备。因此，当他们急迫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时，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社会思潮，表现出一种饥不择食的心态。什么主义急功近利，什么主张响亮过瘾就接受什么。他们凭借满腔热情，最大限度地猎取、尽兴致地摄入他们认为时髦的思想和主义。无政府主义正填补了他们的思想饥饿。它向强权挑战的勇敢、对平等社会的遐想，以及“二十四小时实现无政府”的誓言，最合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口味和脾性。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抹上的“讲革命"、“讲科学”的油彩，使它顺利地在中国找到媒介人和追随者。⑦

         进一步考察无政府主义在民初知识界所激起的浪潮，还有着更为深微的心理原因。从辛亥革命到 "五四”运动，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迷失方向的特殊时期。人们发现清朝皇帝虽然被赶跑了，但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却是一盘更为混乱的散沙。旧的业已失范，新的又令人惘然，西方近代社会制度从形体上移植到中国，设立国会、成立内阁、议员选举乃至政党政治均曾表面上得到实现，但执行的结果总扭曲变形，许多制度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⑧这种失望的情绪也弥漫在当时的报刊、杂志等媒介。“今号称民国成立矣，专制变共和矣，国会开幕矣。而官僚荼毒尤未去也，而军人跋扈如故也，而民生之瘠敝加甚也，而金钱贿买之风弥张也，而暗杀且屡屡发见也，旧疾未除，新患又增”，“于是民国政界，旧毒未去，新毒又生。”⑨这些愤慨之词真实反映了当时一般人的心境。新的政府与新结局如此糟糕不堪，民国与帝制几乎是半斤八两，于是许多知识分子由厌恶乃至蔑视新的政权、新的政治、新的民国发展到对一切种类的国家政权、政治制度都充满了厌倦愤激之情绪。在此前提下，排斥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治组织、鼓吹极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仅是满足了他们的思想饥渴，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的情绪极度低落、精神极度空虚之际从中得到了一种慰藉，重新焕发出一种新生的理想与勇气。后来的许多激进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像陈独秀、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信奉过、热衷过无政府主义；有人还指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其实仍然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一时实现不了，所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便最后达到那个“无政府”的美好世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最激进的启蒙

         刘师培等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宣传、探讨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在中国过现代之交的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思想启蒙运动逐渐成为时代的进步潮流。从反封建勇士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呐喊，严复对孔教的严厉批驳到陈独秀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呼唤个性解放与独立自由之人格成为智识者追求与探讨的中心轴线。而无政府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极大的思想启蒙作用。首先从其对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学说的态度来看。在20世纪初激荡的革命思潮中，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文化主张几乎可以说是最为激进的，而且它将政治激进与文化激进集于一身，更具有冲击力。1903年，如果说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在反传统方面还限于“订孔”、“抑孔”，仍不免流露出国粹主义者气息，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则开始公然打出“排孔”的口号。如《新世纪》曾发表《排孔征言》，号召反孔的“孔丘之革命”。文章指出：“呜呼，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今又凭依其大祀之牌位，以与同胞酬酢。”“独怪热心革命者，或发扬周秦诸子，或排斥宋元诸人，而于孔丘则不一注意。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刹，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更何问男女革命，更何问无政府革命。擒贼先擒王，……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而“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能庆更生”。⑩更有甚者主张“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者之迹”。11他们不仅将孔教视为造成专制政治、社会苦难的罪魁祸首，而且将其与道德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破天荒地打出“孔丘之革命”的启蒙呐喊，确含有不乏深度的思想见解，实为“五四”“打倒孔家店”进行伦理革命的先声。

         其次，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所涉及到的思想层面，也几乎襄括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文化先驱者所执切关注的全部问题。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不但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孔教，而且对整个传统伦理纲常进行了掷地有声的揭露。他们将封建“三纲”喻为“三网”，言其实乃“后世专制帝王之所以网民也”，12这三张网将人严格控制在人身依附的网络中，使人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这与后来周作人将其比作束缚人身的“三条索子”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他们还对自由人格、平等博爱等现代性问题发出了热切的呼唤：“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自由也。无自由而束缚于人者，牛马不若也。”因之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应该做到“人不役人而不役于人，人不倚人而不倚于人，人不害人而不害于人，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是也。”13五四时期所揭橥的“科学”大旗以及进化论思想在无政府主义者这里也有明显的表现，他们明确指出：“科学者，进化之利器也；迷信者，思想之桎梏也”，因此“迷信之大革命，真一日不容缓”。14这种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强调思想自由与社会进化之精神几乎与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如出一辙，这些充分体现时代进步潮流的思想因素其启蒙意义及对后来的影响均是不可低估的。李泽厚曾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流行，其性质已不同于辛亥前。它已不属于民粹主义范围，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狂热”。15这的确是刘师复不同于刘师培等人的关键之处。

         第三，民初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与此前及其后相比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即他们普遍注重对下层民众的宣传，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与此同时他们还将思想者、宣传家的身份与实践家的身份集于一身，既进行思想启蒙又为此理想奔走呼号，将其落实到行动上。刘师复认识到：“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16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联络世界同志，期为一致之进行，又一方面则鼓励内地之同志，各就其的在地设立传播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革命运动之预备。”17在广州时他曾组织过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到上海后他还号召工人组织工团或工会，试图建立全国性的无政府联合会，甚至还倡议成立无政府党的"万国机关”，并与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大杉荣等建立了联系。江亢虎如前所述也极为注意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广泛宣传，甚至建立了比刘师复声势更大的组织，但由于他的主张显得较为杂乱，所以并示取代刘师复作为正宗无政府主义大师的位置。而且刘师复在当时还为自身的个人品行深得人们的崇拜。据载，他不折不扣地履行本组织的规约，“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乘轿及人力车、不用仆役、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等等。这些规约超出了历史上名贤士林中那种不入世俗的传统清高习风，而具有无政府主义理想人格的意义。”18因此，他不但被后来信徒们奉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宗师，而且视其为善美道德的“完人”。不过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像刘师复这样虔诚的身体力行且善始善终的信徒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只是一时兴致所至。有些倡导者（如刘师培、吴稚晖等）难耐寂寞挤身政界后，实际上已脱离了知识分子阶层，

         如果说在民初这个特殊的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地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那么到“五四”时期当更多的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国门并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后，其理论上的浮浅性、空想色彩等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因此它在“五四”之后的衰落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① 《“晦鸣录”发刊词》，《师复文存》第57页。

      ② 参见胡绳武、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第3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③ 师复：《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第17号。

      ④ 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40--34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⑤ 《心社意趣书》，《社会世界》第5期。

      ⑥ 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16期。

      ⑦ 参见参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56--35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⑧ 《鲁迅全集》第1卷第404页。

      ⑨ 叔鸾：《中国革命论》，《人道》第14期。

      ⑩ 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号。

      11 燕客：自然生译《无政府主义》序，葛懋春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 《三无主义之研究》，《社会世界》第5期。

      13 褚民谊：《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5号。

      14 绝圣：《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号。

      1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3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6 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第19号。

      17 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民声》第17号。

      18 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356--35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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