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 飘逝的乌托邦理想/张弘

张竞生 飘逝的乌托邦理想/张弘

　　作为近代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张竞生(1888-1970)的真实面目一直被淹没在“性学博士”之中。张竞生参加革命,与孙中山的交往，在北大开辟逻辑学以及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等事迹却知者寥寥。前不久，《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出版，本报专访了作者张培忠。
  
　　淡薄政治：以学问为志业
   
　　新京报：《文妖与先知》属于传记，你是怎样处理文学与史实之间的关系的？   
　　张培忠：这本书的主要情节、重要细节，我都逐一考证，完全尊重历史事实。对于仅存的文献，全文照录，比如，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份规范的问卷调查《风俗调查表》、张竞生征集“性史”的广告等。至于带有作者主观色彩的一些逸笔，目的是使文字更加可读，不致因史料过多而面目可憎。   
　　新京报：张竞生早年弃政从学，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张培忠：张竞生是一个富于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他年轻时追随孙中山，营救汪精卫，辅助伍廷芳，与李大钊并肩战斗，与蔡元培遥相呼应谴责军阀混战。但是，张竞生同时又是一个脆弱的乌托邦主义者，当现实的政治日渐乌烟瘴气，军阀穷兵黩武，张竞生遂对政治感到了极度的厌倦。更重要的，是张竞生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他认为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比搞所谓空头政治更有价值。因此，到北大哲学系当教授不久，张竞生即以学问为人生志业，终生致力于此。在后来担任《广东经济建设》月刊主编时，他说：“一件小事之裨益于人类是无穷尽的。至于烘热热之君王军阀其影响于社会不过一极短之时间性。故万万个拿破仑当然敌不上一个伏书案之巴斯德。”（巴斯德(1821-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可见，张竞生弃政从学是主客观条件合力推动的结果，他确实觉得当一个学者比当一个政治家对人类更有长远价值。
  
　　学术底蕴：革命与浪漫   

　　新京报：张竞生在法国求学时的浪漫生活，与他后来宣传的性观念是一种什么关系？   
　　张培忠：从1912年10月至1919年9月，张竞生先后在法国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留学。法国是大革命的故乡，更是一个浪漫的国度，第一个入祀法国先贤祠的米拉波，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民领袖，也是一名小说家，他创作了四部性小说《性典》和《天生的浪子》，其中《天生的浪子》还是在巴士底狱写的。他曾说：“我的幸福就在于取悦女人，崇拜女人，为女人效劳。但是，在所有的情妇中，有一个格外得到我的钟爱，那就是我的祖国，为了使她幸福，我愿千百次献出我的生命。”性与政治成为米拉波短暂人生的鲜明主题。这种政治氛围和社会风气，使张竞生十分着迷，也跃跃欲试。他的第一个法国情人是一位女招待，后来还与护士、诗人、房东的女儿有过多次的浪漫史。他们高兴则合，不高兴则离，感情至上，感情纯朴，真正为爱情而爱情。   
　　这些都对张竞生的人生和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性观念上可以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享受的人生”等观点；二是男女双方是平等的自由的；三是提出了美治主义，将美视为人类的最高理想。   
　　性学博士：被曲解的文化奇人   
　　新京报：你的书中说，张竞生有多重学术身份，但人们对他印像最深的还是性学家，你觉得原因何在？  
　　张培忠：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关涉到人类最微妙最隐秘的部位，触碰到人类最原始最敏感的心理。其所以形成这样的偏见，有历史的、现实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失误与群氓的构陷。
　　性历来是一种禁忌。经过宋明理学的禁锢和清代毁禁的厄运，禁欲与不洁更主导着中国人的性观念。因此，性问题成为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五四时期，虽说风气渐开，但对于性问题，人们仍避之惟恐不及，不是采取鸵鸟政策，就是采取压制主义和隐讳主义。张竞生决定通过征集《性史》来打破性的禁忌，向封建礼教发出挑战。他征集《性史》，立意是正当的，但方法却是不足取的，主要是印了单行本，把科学研究的材料混同于大众读物，同时在写法上过于文学化，又被等同于色情小说，这就使张竞生给人以诟病的口实。《性史》的出版，在礼教仍然森严和民智仍不开化的社会环境里，卷起阵阵狂澜。舆论界一派哗然，真假莫辨；卫道士口诛笔伐，上纲上线；逐利者不择手段，疯狂盗印。不法书商通过特殊的发行渠道，在社会流散开来，引起很大反响，世人一知半解，或者以讹传讹，都归罪于张竞生，张竞生遂被封赠“性学博士”，甚至是“性欲博士”。   
　　事实上，张竞生是被严重曲解的文化奇人，他在哲学、美学等众多人文社科领域都有独特的贡献，是五四时代一个文艺复兴式的开先河的人物，特别是张竞生率先研究和推动的计划生育问题、乡村建设问题、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性健康教育问题等，都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总之，这个人对当下仍有启示意义。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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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竞生与《性史》   
　　《性史》出版于1926年，是张竞生通过在报纸上做广告，征集的十数人自述的经历，随后从数十篇来稿中选出《我的性经历》、《春风初度玉门关》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等七篇，另加按语，编成《性史》第一集。林语堂阅读了该书的第一版，并描述过当时《性史》发行的盛况：“出版之初，光华书局两个伙计，专事顾客购买《性史》，收钱、找钱、包书，忙个不停。第一、二日，日销千余本，书局铺面不大，挤满了人，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尤多。巡捕（租界警察）用皮带灌水冲散人群，以维交通。”   
　　据当时的民国日报报道，“广州市内的《性史》，统计已有5000余本(国光售出2000本，光东1000本，丁卜1500本，民智500本。)现闻昌兴街丁卜书店更由上海订购了五千本。每本定价四角，不日书到。决定每本以八角为代价，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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