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毛主义乌托邦在西方有多种含义,但主要的内容还表现在道德启示上。中国的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西方视野内仍是有限的,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很快西方人就开始发掘"新中国"的道德内涵。作为启蒙哲学遗产的进步理想,建立在物质繁荣的基础上,但物质繁荣本身,却不能创造人类的幸福。西方人在第三世界背景上理解中国的物质进步,却在第一世界背景上,理解中国的道德启示。他们在社会主义"新人新风尚"中,发现了清教伦理,发现了高贵的纯朴,无私的热情,团结与友爱等等人类最可贵的品性。于是,在主义新人新国家的红色外衣下,当年孔教乌托邦的道德理想一一复活了,可能还带有某种基督教思想。当年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具备新教精神,如今,许多西方人,主要在美国,竟发现毛主义乌托邦体现着美国社会逐渐失落的清教伦理精神!有人甚至把毛泽东看作耶稣,认为毛泽东的"小红书"中说的和耶稣在圣经中说的没什么两样。
在这个"毛主义乌托邦"中,道德与政治几乎是同一的。这是西方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理解。这个"体现出主义美德"的"毛主义乌托邦",最令人感动的是人人平等。西方旅行者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发现"了两个世纪以前卢梭的思想。社会主义中国人人平等,旅行者报道,革命通过两种方式消灭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了强调竞争、个人主义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和态度,树立集体至上、他人至上、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勤俭节约等社会主义道德,并将这种道德观贯彻到生活与工作中。二是通过对工作条件与制度的改变,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社会不平等往往取决于工作与报酬的不平等,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男女同工同酬,而且,不同职业不同工也同酬,清洁工人与大学教授的收入是一样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贫下中农走上大学讲台,科学成为大众的、全民的精神财富,而体力劳动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最后,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彻底消灭了官僚体制。在旅行者的眼里,中国革命的试验终于为人类创造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典范。
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将红色中国美化为"毛主义乌托邦",其意义背景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流行的"孔教乌托邦"形象。那个时代的中国形象的道德政治意义也大于经济或物质文明方面的意义。沃尔夫与伏尔泰对中国的想象与利用的方式,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记者、汉学家以至大众对红色中国的想象利用的方式和内容基本一致。这是同一中国形象传统中的想象。
两个世纪之前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孔夫子的中国或者说是孔夫子道德理想的国家,而不是现实的中国,两个世纪之后,又有人发现,西方推崇的中国,是毛泽东的中国,或者说是毛泽东道德理想的国家,依旧不是现实的国家。西方旅行者们带着自己的理想以及对中国的理想来到中国,在中国所见所闻,也多是理想期望中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主义看不到现实;看到了集体看不到集体的专制;看到了人人平等,看不到人人平等地贫困;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狂热的理想,看不到这场大革命中理想陷入疯狂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在西方视野内,当中国是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封闭的帝国时,中国形象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可能来自一种莫名的恐惧,也可能来自一种强烈的向往,或者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因素。少数人前往中国"探险",发现他们期望中要发现的东西,印证他们的理想或幻想。大多数读者在他们游记或新闻报道中分享他们的"历险",使关于那个遥远的帝国的想象扩大流传。去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于是,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那个乌托邦化的美好新世界,是否经得起一去再去,一看再看呢?有人开始怀疑,一个阳光灿烂的乌托邦,难道就没有阴影?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国度,难道就没有精心掩盖了的罪恶?西蒙·莱斯( Simon Leys)在《中国阴影》中说:"外国理论家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今日中国,正如18世纪哲学家用孔夫子来解释中国:这是一个谜,一组抽象概念,一个乌托邦。他们可以不假思索地抨击西方的种种弊端,工业文明乌烟瘴气,城市破落腐朽,道路上塞满了汽车,真是莫名其妙,诸如此类等等。于是他们急不可耐地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那儿没有污染,没有犯罪,交通畅行。这样做还不如称颂一位截肢者,说他的脚永远不脏。" 。《中国阴影》揭露了另一个中国,一个光芒刺眼的毛泽东理想掩盖了的黑暗疯狂的世界。西方想象中最后的孔教乌托邦就要消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住进了丰泽园。三个世纪前,康熙皇帝曾在这个园子里举行"演耕"仪式(就是"重农学派"津津乐道的春耕仪式),试种"御稻米"。三个世纪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这里会见毛泽东,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力",一种让散发着巨大的意志、力量、权威的震撼力。
毛泽东是位伟人,法国作家马尔罗刚刚见过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系列英明君主的继承人。
尼克松访华前曾特意向马尔罗了解毛泽东,马尔罗告诉他,毛泽东是位一生波澜壮阔的巨人,他不断的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正在面对死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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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 central thesis is that the Western culture first
constructed the images of China in the discourse of Utopia
both in 17th -18th centuries as Confucius utopia and in
60's-70's of 20th century as Maoist utopia, and, just between
the two utopias in social-political expectation, there came
the "utopian China" as the Arcadia of aesthetical expectation
in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The images of "utopianized"
China, as a "cultural other", contribu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modern "West". In this thesis, I examine
from a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how the texts that
formulated Enlightenment\ Modernity and Modernism, represented
Confucius utopia / arcadia, and Maoist utopia in history. I
t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global modern civilization is not
the genesis of "superior West", but the process of transcultural and intercivilizational |